從記號學的觀點看翻譯

1971年本文作者發表了一篇論翻譯的文章，名為〈從語用上看翻譯〉("Pragmatic Concept of Translation")(註1)。該文係作者於1966年在密西根州立大學，修讀簾納德(Henry S.Leonard)教授所開設的研究院討論課時所寫成的。經過了這麼多年，直到1995年被譽為現代翻譯理論之父的尼達(Eugene A.Nida)博士訪問香港中文大學。他看到這篇文章，注意到其中的觀點。於是在他一再鼓勵之下，重新構思，寫成本文。由於有此淵源，特地在此向尼達博士致意。

本文原以英文寫成，名為 "On Different Conceptions of Translation: The Pragmatic, the Semantic and the Syntactic"。作者將該文獻給已故的簾納德教授，並寫下一段紀念他的文字附在文後。現在此文係上述文章的中文版本。

1.翻譯是種記號行為

翻譯是人類所進行的記號作為中，極其重要，甚或是最關緊要的一種。自從人類在地球上出現以後，不同的種族，不同的群體，以及不同的個人之間，一直不斷地將對方的觀念翻譯到自己的概念系統之中，藉以成就彼此的理解，增進互相溝通，完成某種目的。此類翻譯有時單向進行，但是通常都是雙方來來去去的雙向溝通。這類的作為基本上是屬於記號學的性質的，目的在於獲取其他人心中所懷有的意義。這是人類以智對智，以心傳心，有時甚至演變成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根本溝通方式。在這個意義下，翻譯、理解和溝通，三者變成彼此互通相成，彼此可以互相界定。這種遠從人類史前時期，早就已經存在的翻譯活動，構成人類求生競存的基礎，演成人性文明開展的根據。這中間所牽涉到的翻譯過程，可以說是「行動導向」的。為了簡單起見，讓我們將之稱為「行動翻譯」(act-translation)。在人類的演化和人性的開展的漫長進程當中，這種行動翻譯令我們對自己的同類，有可能產生瞭解，產生有用、有效的瞭解。

然而，自從我們遠古的祖先發覺有需要進行這種行動翻譯，並且實際採取步驟著手投入以來，人類的記號行為的進展也就愈來愈發神迅。用來表達的行動成例(act-token)也就發展成為「具有意義」的行動類型(act-type)。為了實用目的而隨意創制的途徑，轉變而成為表示意向的「俗成記號」(conventional sign)。一步一步地，而且持續不斷地，散漫而缺乏系統的記號不停湧現，並且給人加工精化成為富有結構，具有系統性的表達方式。最後，構作出今日我們所熟知的口述語言和書寫語言。

當這種狹義的語言廣為流傳使用之後，記號行為(semiotic act)在人類的歷史上，也就開始發展到一個重要的轉捩點(註2)。除了說話這種行為，除了留下人造的表意標記而外，人類開始將此類行為所產生出來的衍生物，當成是有自己獨立生命存在的東西。我們可以對這些東西加以談論，加以考察，加以欣賞把玩，甚至對之產生恐懼，加以崇拜。

我們在像說話或書寫等使用語言時，所產生的成果產物，可以名之為「文本」(text)。它可以是一個字，一句話，一個段落，或者更大的表辭單位。在我們使用語言的時候，我們總是不斷地創作出不同種別的文本。我們能夠使用文本來進行許多事情。事實上，可以使用它來進行無窮無限的行動。比方，在過去數千年來，人類對於他所創的文本，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那就是製造文本的翻譯。「人是翻譯的動物」。人類基於某些標明出來的目的，或者未經標明的目的，將某一個「源出文本」(source text)轉變成一個「標的文本」(target text)。相對於上述的行動翻譯來說，「文本翻譯」(text translation)在這種意義之下，成了第二層次的翻譯活動。

2.行動翻譯和與文本翻譯

在人類尚未發明語言的種種記錄裝置、書寫的板塊、紙張、印刷物等等之前，我們的遠古祖先依賴他們的記憶力，去儲存文本，並且將之代代傳遞下去。不過，具體的語言記錄設備令人類產生豐碩的文本，並且接著無窮無盡地繁衍派生。這樣的文本豐富盛發，所開出的其中一個奇異的後果，就是文本翻譯的濫觴。這樣的文本翻譯不必然出自溝通上的需要，或者生活或適存上的目的。它可以只是基於追求瞭解，意欲知曉，或志在欣賞把玩。

文本翻譯充實我們的文化，它也增進了我們的文明。不過，我們在做文本翻譯時，倘若沒有心存那更加基本，那第一層次的行動翻譯，那麼進行起來可能變得表面膚淺，甚至盲目走野──至少在概念構思上如此，如果不是在實際運作上也如此的話。

為了說明這一點，讓我們首先舉些簡單的例子。讓我們發問，下列英文語句(語句文本)(1)可否翻譯成為中文語句(2)：

(1) John is David's brother.
(2) 〈C John is David's elder brother or younger brother.〉(註3)

(約翰是大衛的兄弟)

在中文裡，(2)並不通順。它不似底下的(3)和(4)：

(3) 〈C John is David's elder brother.〉

(約翰是大衛的哥哥)
(4) 〈C John is David's younger brother.〉

(約翰是大衛的弟弟)

同時，在中文裡，下列的(5)和上述的(2)，(3)或(4)，都有不同的意義：

(5) 〈C John is David's brother.〉

(約翰是大衛的兄弟)

事實上，近年來愈來愈多的醜怪歪曲的翻譯，不斷出現，好像將(1)翻譯成(5)那樣。這樣的翻譯只是語文上的表面改寫，那是一種俗陋不堪的文本翻譯的例子。

再舉一個例子。在所謂的傳統的三段論邏輯裡，號稱為定言述句的，可以歸類為底下四種不同的類型。那就是：

A：All S is P
E：No S is P
I：Some S is P
O：Some S is not P

我們之所以將上述的E，亦即下列的(6)：

(6) No S is P

不表達成為下列的(7)：

(7) All S is not P

那是因為該語句有歧義。不過，以上述的A, E, I, O的方式來呈示，並不能好好表現定言述句到底是肯定或否定的「質」，以及到底是全稱或特稱的「量」，在四個類型裡表現出來的互反和不對稱的分佈狀況。相反地，下列的呈示則可以：

A：〈C All S is P〉

(凡S是P)
E：〈C All S is not P〉

(凡S非P)
I：〈C Some S is P〉

(有S是P)
O：〈C Some S is not P〉

(有S非P)

由於下列(8)並非歧義：

(8) 〈C All S is not P〉

(凡S非P)

我們沒有理由要中國邏輯學者將(7)翻譯成下列的(9)：

(9) 〈C No S is P〉

(沒有S 是P)

雖然(8)和(9)兩者在邏輯上相等，可是(6)和(7)則未必如此。這是另一個膚淺的文本翻譯的例子。這樣做犧牲了邏輯語法上的清晰和簡潔(註4)。

現在讓我們觀看一個一下就變成典型的膚淺翻譯的例子。毛澤東大言不慚地把自己說成是：

(10) 無法無天

原先他使用的字眼是：

(11) 〈C A monk under an umbrella.〉

(和尚打傘)

他套用傳統中文的一種叫做「歇後語」的特殊成語。此歇後語依照慣例隱藏著沒有說出來的歇後文本。那就是：

(12) 〈C No laws, no heaven.〉

(無法無天)

而這個文本自己，又另外從一個諧音的文本中衍生出來的。那就是：

(13) 〈C No hairs, no heaven.〉

(無髮無天)

因為，〈C hair〉(髮) 和〈C law〉(法)兩者雖然聲調稍異，但卻協韻而類音，由於，和尚通常不只理髮，而是剃頭，因此沒有頭髮；同時，又由於〈C sky〉(天) 在此和〈C heaven〉(天) 相同，因此，人們把(11)和隱藏的歇後語(12)互相聯結，並且據此推衍，又和(10)連結起來。

可是，我們在過去二十年所目睹的現象又如何？毛澤東那個原先對自己無法無天的描述，也就是上述的(11)，卻給人翻譯成為類似底下(14)這樣：

(14) (Mao was) a lonely monk walking toward a setting sun with a leaking umbrella.
([毛是]個孤單和尚，撐著漏傘，走向斜陽。)

如果我們把這個翻譯比諸原來的文本(11)以及其隱含的歇後文本(12)，或由之衍生的文本(10)，我們不得不得出下列的結論。我們無法將由文本(11)，因此由文本(12)，而轉變成為文本(14)的活動，稱為翻譯；甚至連惡劣翻譯都談不上──倘若我們依然要注意區別翻譯一事和想像力的隨意發野，二者之間有所不同的話(註5)。

我們可以不厭其煩地增加那些膚淺的表面翻譯例子。這種翻譯變得機械化，膚淺而怪異，講求字面功夫，錯失而謬誤。

在比較概念的層次上立言，沈溺於文本翻譯本身，而沒有適當地自覺到，並且充分地關切到相應的行動翻譯的話，結果在翻譯的構思和理論上，容易導致理論性的停滯不前。

我們已經說過，自從人類起始以來，在不斷演化的過程中，翻譯業已成為人類所進行的極其重要的記號行為。現在依舊如此，甚至變得可能益加重要。而今，由於記號學成了學術研究的課題，很自然地，一個研究翻譯的理論學者，在形成他的想法和推進他的理論時，他會從記號學那兒獲取靈感，尋求指引。對於將要翻譯發展成為一種學術領域的目的來說，這是完全正常而健康的事。不過，一個學術領域要從另外的學術領域借取概念和分類，並且衍生出基本假定和工作假設，就算那是個有關聯的學術領域，也有可能令該領域誤入歧途，或者選錯起點。比如，我們由記號學的探討上，可能就自然地出以推廣，以為翻譯的研究也可望劃分為三個不同的區域，亦即翻譯的語用學研究，它的語意學研究，以及它的語法學研究；因為今日的記號學號稱區分三個區域：語用學、語意學和語法學，而這三個分區，似乎可以各自存在，穩定發展。可是有個關鍵性的問題，有待解答。那就是：記號學雖然區分出這樣三個彼此可以獨立發展的領域，但是這樣的三分是否令記號學朝著健康豐盛的方向發展呢？翻譯研究是否適宜盲目跟從這樣的區分呢？

我們不準備對這個問題加以細節上的探討，因為那牽涉到冗長到可以寫成專書的一系列的問題。讓我們在此僅將翻譯主要當成行動導向的作為，而不只是文本導向的作為。所以，本文的目的就在於準備標明出行動翻譯到底是何物，或者理該是何物。

3.從語用學的觀點看翻譯

我們已經說過，對於許多不同的人生目的來說，記號行為顯然是講究作為的東西。遠從人類第一次語言轉向之後，語文行為本身雖然絕非完備，也非完全有效，但卻一直是講究作為的(performative)。現在，愈演愈是如此(註6)。不過，我們在上文裡也提過，這件事可能因為我們沈溺於語言之故，而遭忽略。尤其是在我們注意關切語言文本的製作和再製裡，該一事實更加消失無蹤。所以，正像在作者之[1971]文中所作的一樣，我們在此倡議應該拿針對某目的之記號行為，作為處理語言文本之間的轉換之主要考慮。提起文本之轉換，翻譯行動只是其中一種重要的例子。

這樣說涵藏著底下的觀點：在談論翻譯的時候，我要將注意力集中在製作或再製文本的意向，而不是集中在製作出來或再製出來的文本之上。可是，由於記號作為的意向是語用學所探討的題材，因此我們要說，此一進路是以「語用翻譯觀」為基礎的。

在作者之[1971]裡，此一理論的簡化版本是構作來當成是簾納德的意義論的一種應用、延伸和修正。簾氏順著美國實用主義的傳統，將「表意」(to mean)當作是某某目的(purpose)的標示。根據簾氏的說法，一串符號所成的表辭(expression)是用來「表達」(express)一個人的「關注」(concern)，用來指示(indicate)該人的「關注點」(topics of concern)，是用來「意謂」(signify)該人的「目的」(purpose)(註7)。所以，我們可以說，當我們使用一個表辭來行使一個記號行為時，我們的行動在於意指我們的目的，在於表達我們的關懷，在於指示我們的關懷點。

為了適應現在的需要，讓我們對於作者早期有關此論題的著作略加改動，而簡要地歸納出一些基本的論旨。讓我們提出下列關於「成功」翻譯的判準或條件，做為探討的起點：

R1 我們說一個說述(discourse)D'是另一個說述D的成功翻譯，若且唯若表述D'的記號行為和表述D的記號行為可望履行同樣的目的(註8)。
根據簾氏那語用上的意義概念，我們可以將這個條件，重新整理如下：

R1a 我們說一個說述D'是另一個說述D的成功翻譯，若且唯若表述D'的記號行為和表述D的記號行為表達同樣的關注，並且指示同樣的關注點。也就是說，若且唯若兩者意指同樣的目的。

雖然可以看出，這樣的判準是將翻譯當作是具有多項參數的一種映射或關係。我們在上文提到關注，也提到關注點，這兩者構成目的一事。然而，參數的清單可以一直標明細列下去，一直衍生增加。比如，我們並沒有標明D和D'分別是在那個語言裡表述出來的。我們所談論的到底是語際(inter-linguistic)翻譯或是語內(intra-linguistic)翻譯。此外，我們也可以將關注和關注點，再加分析，區分為在不同層次上的種種類別，因而又增加了上述映射或關係裡的參數的數目。這樣一來，R1a也就可以給人改寫成一種遠為複雜的形式。不過，我們不擬在此這麼做，因為那不是本文的主要目的。

不過讓我們在這裡指出，關人翻譯所牽涉到的語言，或是關心語言裡頭的某些特性，那在翻譯的討論中，是件不可輕易加以忽略的事。舉例來說：假定簾氏這位哲學家跑到日本去講語用學。他為了要區別一個表辭的「使用」(use)和「提指」(mention)，可能做出像下列這樣的話語：

(15)〈E Tokyo is a big city, but "Tokyo" is a single word.〉

不過他的隨行翻譯，卻可能得將(15)翻譯成底下的(16)：

(16) 〈J Tokyo is a big city, but "Tokyo" is a two-word term.〉

當然，在通常一般的意義底下，「一個單字」和「一個兩字詞」絕非同義語。所以，我們不能將翻譯看成是旨在保存同義性的文本之間的映射。

我們在上面(R1a)所闡釋的，旨在將成功的翻譯看作是介於表辭與表辭間，或表述和表述間，旨在保存同樣目的的轉變。在這裡，我們或許應該順便一提，由(15)到(16)這一轉變所遭遇的困難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比方，倘若簾氏熟諳日語，他可能就會設法避開這類困難。他可以使用或多或少相似的例子，但卻巧妙地迴避這個困難。比如，他可以說：

(17) 〈E The capital, Tokyo, is a big city, but "the capital, Tokyo" is a three-word term.〉

而令人將它翻譯成為：

〈J The capital, Tokyo, is a big city, but "the capital, Tokyo" is a three-word term.〉(註9)

這就成了一種一字對一字的翻譯了。這時兩種語言潛在的差異被隱藏在文字的表層之下，因為意識到有這難題而有意地加以迴避。這點很清楚地告訴我們，在處理翻譯問題時，關注、關注點，以及目的，佔著中心的地位。

當然，我們可能遭遇到比這些更加難以克服的困難。在底下的例子裡，一位英語老師有意地說出這樣的語句。要怎樣瞭解氏和怎樣加以翻譯，那就要看那位老師說這句話時的關注和關注點了：

(19) Do not use a preposition to end a sentence with!

在(19)這一記號行為所表達的規勸，即使是對的，可能無法給翻譯成為中文，更不用談有方便簡單的譯法。

讓我們舉出另外一個例子。那是二十世紀著名哲學家羅素提出的，據說是他祖母之作。她笑談哲學家對形上學裡的心和物之本質和關係爭訟不休，於是這位在羅素小時候教他數學、哲學等等功課的老太太，說了下列一句又歧義又睿智的話：

(20) What is mind? No matter; What is matter? Never mind.

這句話存心巧妙地結合了下列兩個說述，其中一個是一陳述句，另外一個則是個規勸或價值判斷：

(21) That which is mind is not matter, and that which is matter is not mind, ever

(是心總非物，是物就非心。)

(22) It doesn't matter what mind is, and we should never mind what matter is.

(何謂心，誰管他；甚麼是物，不要理會。)

簡單地說，(20)是用來行使一種混合的記號功能。這樣的功能卻無法適當地給映射到中文裡頭。

然而，這個例子是不是一個無法克服的不可翻譯的例子呢？在此，我們同樣需要回到這個問題：在進行(20)所描繪的記號行為時，其中的關注、關注點和目的在那裡。

在1971年，作者提出一個假設性的答案。(註10)假定有個語言K，在其語彙中，〈K Z〉的意義是「分析」的，而〈K Y〉的意義是「綜合的」；不僅如此，〈K No Y〉的意義是 "No matter"，而〈K Never Z〉的意義是 "Never mind"。那麼，底下的(23)可望成為(20)在語言裡的一個成功翻譯的好例子：

(23) 〈K What is Z, no Y; what is Y, never Z〉

這在本世紀之初頗能奏效，那時分析和綜合到底如何標示，兩者關係如何，正有如心和物在早前的世紀裡的爭論之困難和糾纏一樣(註11)。

那麼，這是否表示在不同語言之間，沒有什麼是不可翻譯的呢？當然不是。不過，答案依然要看原先用某一說述來進行記號行為時，其目的到底是什麼而定。作者在[1971]裡，提出一個類似底下的例子。底下(24)是歧義的：(註12)

(24) (a + b ×c)

它的意義可以是下面的(25)，也可以不是，而是(26)：

(25) ((a + b) ×c)
(26) (a + (b×c))

假定我們寫下(24)，意欲保留其中所含的歧義，那麼就沒有可能將它翻譯成「波蘭記號法」的形式。只有(25)和(26)可以分別翻譯如下：

(25') Mnabc
(26') NaMbc

其中 "M"和 "N"分別指謂著數學上的乘法運符和加法運符。可是(24)卻無法翻譯。比方，我們不能將(24)翻譯如下，其中 "A"代表邏輯上的選取運符，亦即邏輯上的「或者」：

(24') AMNabcNaMbc

因為，不像(24)有歧義，(24')是完全沒有歧義的。在波蘭記號法裡，生來就不存在這種結構上或語法上的歧義。

可是，也許我們會問，為什麼要關注這種保留歧義性的翻譯呢？或者擴大來說，為什麼要關注保留任何性質的翻譯呢？我們是否太過認真，太過沈溺於完全屬於學術上的思想運作呢？人生需要我們如此拘泥嗎？

讓我們這麼看罷：一方面大家都知道，語際翻譯存在著許多難以克服，甚或不可能辦到的事。可是另一方面又有許多人過著跨文化，因此是誇語言的生活方式，他們似乎明顯地並無困難。他們能夠由一個文化到另一個文化，從一種語言到另一種語言，進行著重大的記號行為，而沒有真正的缺憾。我們不試圖去說我們所說不出的話，可是生命照常，文明繁衍依舊。我們是不是也從這角度來設想翻譯的問題呢？

採取這種立場，現在假定簾氏身在日本，他為了實現他的目的，表達他的關注，指示他的關注點，他自會小心選擇那些至少在原則上可加翻譯的說述方式。他不會選擇一些倘若自己要加以翻譯，也無法翻譯的表辭。他會謹慎考慮，那些是他選擇怎麼述說時，所要意指的目的。基於這樣的考慮，我們要在此重新引入作者在[1971]裡所提到的一個概念，那就是「假設意向」(hypothetical intention)(註13)。此舉旨在修訂簾氏的意義論，以利討論翻譯之需。根據簾氏的想法，當我們問一個述說的意義時，我們問的是創制該述說的人意欲利用該述說來成就什麼(註14)。現在讓我們對此一講法略加修訂。我們要說，當我們發問一個說述用來指出的到底是什麼目的，就是發問倘若該創制說述的人「真要」做出那說述，那麼他「會要」意向些什麼。

這樣一來，原來我們以直述語氣構作的判準，也就可以改用假設語氣，重新加以構作如下：

R1b 我們說一個說述D'是另一個說述D的成功翻譯，若且唯若D'意指著D的創制者「假設地」意向的目的，而D意指他所意向的目的。
我們沒有指出在討論翻譯這種映射時，可能需要的種種參數，我們讓這個判準保留些許含混的性質。

4.非語用的翻譯：語意翻譯和語法翻譯

我們在上文所闡釋的翻譯，是些通過說述的轉換而成就的記號行為與記號行為的映射。這樣的翻譯是語用性質的，其所牽涉的是關注、關注點，以及目的的指認與標明。不過，在某些情境下，我們可以成功進行翻譯，而無需深入考慮語用，無需多顧製作源出文本那原來的說述中所引發生出的語用現象。我們在翻譯比語句小的單元時，情況似乎特別如此。
比如，我們或許要將下列的說述譯成中文：

(27) Vega in Lyra is the brightest star in the northern sky with an apparent magnitude of 0.14 and an absolute magnitude of +0.5.

我們首先可能或明或暗地，實際用筆寫下或只是在腦海中浮現斟酌下列的「開放語句」：

(28)〈C X in Y is the brightest star in the northern sky with an S of 0.14 and a T of +0.5.〉

當完成這些，接著在邏輯上，下一個步驟就是找出〈C Vega〉,〈C Lyra〉,〈C apparent magnitude〉和〈C absolute magnitude〉分別充當變數X, Y, S和T的值。這項工作有時被解釋成為在中文裡，找出 "Vega", "Lyra", "apparent magnitude"和 "absolute magnitude"的同義語的工作。也就是說，找出四個中文語詞，分別和上述的英文語詞一一配對，而每一配對全都跨語地保有同義關係。這樣的想法並非完全有根有據，但卻頗有理由。上面所進行的是兩件不同的事。一是為一個變數賦與一個語文表詞作為它的值。另一是在不同的語言之中，尋求同義的表辭配對。這兩者是不同的兩件事。理由是，在進行前者的時候，我們可能只計及語言的「指謂」功能，可是在進行後者的時候，我們卻兼計語言的「意含」功能(註15)。

回看一下上面的例子。我們很容易就可以將 "apparent magnitude"和 "absolute magnitude"改寫成中文。我們只要翻查科學語彙手冊，最好是天文語彙手冊就可以成事。其間具有「指謂」和「意含」兩方面全都是一致的一一對應的映射。然而，當我們接著要翻譯 "Vega"和 "Lyra"時，事情就變得遠較不確定，遠較乏晰，遠較受制於傳統，遠較受限於文化。我們都知道，每一個文化全都有悠久的觀測星星的歷史，因此也全都有自己排列星星的辦法。中國人長久以來有他們自己的「星座」概念，並且對重要的恆星、行星和星座，有他們自己採用的名稱。比如，〈C Vega〉(織女星)在中國那家通戶曉，男女皆知的美麗，浪漫而傷感的傳說裡，緊密而又普遍地和天鷹座的〈C Altair〉(牛郎星)關聯在一起，我們不能根據古希臘的傳統，將前者譯成天琴之星，而又根據古阿拉伯的傳統，將後者譯成墮落之鷹。不僅如此，在中國人的觀念裡，並沒有像古希臘的傳統似的，在夏夜的星空裡，有一個「芝力斯」的龜甲星座，漢密士(Hermes)利用那龜甲雕成七絃琴送給奧爾修斯(Orpheus)。等奧爾修斯死後，宙斯(Zeus)將它置放於眾星之間，成了天琴座。因此，如果我們尊重中國的傳統文化，也就無法將這個星座翻譯成中文的名稱(註16)。

所以，即使我們所討論的，是像上述的例釋一樣，出現在局部脈絡中的翻譯，那號稱保存同義性的翻譯之構思本身，也是充滿陷阱的。

與此一樣難關重重，甚至死結糾纏的是，建基在表辭位於每一脈絡裡之邏輯可換性，這類的語法翻譯概念。機器翻譯的想法本身，或顯或隱地就是建基在這種可換性的概念之上。這樣的進路整個建立在一種信念之上，以為在某一語文脈絡裡，兩個表辭在邏輯上是否全等，那是可以「有效地」加以確定的。不管這是不是個有根有據的信念，我們首先必須在標明一個語文或非語文的「脈絡」上，找出一個有效的辦法──雖然不一定是機械的辦法。不過，作者一直堅信每當我們設法標定一個脈絡時，我們遲早會發現我們會由語法上的考慮(計較關注或關注點)而轉向語意上的考慮，而且很快地終於深深進入語用的考慮之中。上文中我們所提到的，有關標準記號法和波蘭記號法之間的轉換，可算是個就地取材的提示。我們可以找出無窮多其他的例子來。

5.結語

由以上的闡釋，我們可以有理由地下結論說，翻譯而沒有注意源出本文的作者意向，那一定是盲目的。不過，有時技術上的問題和短期的需要令許許多多的人使用接納盲目的翻譯，就像吃食消化快餐食品一樣，雖然這樣做在文化上不健康，從語言學的原理上看，也不符合衛生。

在這點上，我們必須強調，在建立文化傳統一事上，以及在跨文化的情境下，去瞭解和移植其他傳統一事上，講究語言衛生至少和講究文化健康一樣重要，甚而更加重要。事實上，這兩件事緊密而實質地關聯在一起。我們處在一個不講究謹慎語言，深思才說的時代，急速而大量地代之而起的是半生半熟，甚至完全不文不化的表辭和說話。所以，回頭思察進行記號行為的目的，回頭考慮在溝通和理解上，語文行為的本來功用，這是絕頂重要而成敗攸關的。在這樣的計慮之下，那麼「走回行動翻譯」(return to act-translation)想是合時的忠告。我們時時刻刻眼見不良翻譯所帶來的破壞效果。我們絕不能將一個無法無天的怪人，說成是孤單、、悠遠而又浪漫。這樣的文本翻譯到底能夠成就什麼樣的溝通？它到底又能促進我們什麼樣的理解？

符號邏輯的興起，計算語言學的誕生，以及在人工智能上對平行分佈處理方式的熱切期望，這些可能帶給我們一種幻想，希望有朝一日語意上的事可以給化成為語法上的事。這樣一來，很快地我們就可以實現真正的機器翻譯。然而，我們在上文中所表達，所說明的觀點，似乎仍未打破。不過這不是本文所要論列的題材。

*作者希望將本文獻給已故的亨利‧希金斯‧簾納德(Henry Siggins Leonard, Sr., 1905-1967)教授，以紀念作者在六○年代，在密西根州立大學時，在簾氏的兩個研究院的討論課裡，和他一起的個人際會所得的溫馨回憶。簾教授重新樹立了一種勤懇為師，熱愛哲學，令人仰慕的榜樣。1967年當他前往德國渡假時，突然逝世，令他的同事和學生悲傷不已。1972年之後，作者離開美國，從此以香港為家，也因此無緣在他墓前致最後敬意。多少年來作者總是寄望有朝一日能夠前往他的墓園憑弔。根據一本舊版的《美國名人錄》，簾氏生於麻省的西紐頓城，但卻葬在緬因州的岩港(Rockport)鎮的岩村墓園。作者在想，那大約是簾夫人的故鄉，所以簾氏選來做為永息長眠之地，因此一直盼望有一天能到那兒拜見她，告訴她在地球遙遠的另一角落，有一個人一直多麼充滿溫馨地懷念著她的丈夫。在過去的二十多年間，這個夢想幾乎實現的一次，發生在1977-1978這一學年之間。那時作者前往耶魯大學擔任訪問學人。可惜的是，那一年冬天發生了「世紀大風雪」，加以作者需要照顧家中幼小，因此最遠也只走到波士頓，離開岩港仍然有多少里路的冰天雪地。

去年夏末，這個機會終於來了。作者向任教的大學請了假，進行一次長途旅行，特別下定決心走訪岩港。作者前往紐約市，紐約州的康寧、水牛城及尼加拉瀑布、羅切斯特與坎里耶達，麻省的安碼斯特，紐罕布什州的葛連，並在接著走訪波士頓、鱈魚岬、新港，以及密西根州的荷蘭城、亞爾碼、奧瓦索以及東蘭辛等等在作者過去三十年的生涯中，充滿溫馨回憶的地方之前，駕車由紐罕布什州的白山嶺內的葛連鎮，直驅緬因州的岩港。那是個八月之末的午後，新英格蘭的天氣變得不穩難料。整段行程都在下雨，有時雨勢頗大。途經的302號公路正在整修之中，減慢了行程。

就在人們收工的時辰之前，作者抵達岩港鎮內，內心充滿焦慮和無言的感傷。雨停了，天空變得愈來愈清朗。可是當作者駕車直驅鎮內的的中心大街時，卻又驚訝又失望地發現整個鎮都成無人地帶。商店打烊了，街上不見人跡。岩港是個居山臨海的小城，面向一個海水清澈的港灣。可是在港灣裡只見船帆陳列，但卻未見有什麼動靜。作者找到路邊一家汽車旅店，停下來求助。不過看店的是個新來城裡任職的女子，並不知道有個岩村墓園。可是，她為人友善，樂於助人。當她知道作者遠從香港而來，為了拜弔已故的教授，就連忙幫作者在電話簿裡找到兩位與教授同名同姓的。其中一名可能是教授的兒子小亨利‧簾納德。她也寫下警察局的電話給作者，以備不時之需。

作者打電話到警察局，才恍然大悟，這個小城的人不像每個從香港來的人所料想到的，在五點鐘下班，他們在下午四點就收工休息了。更沒料到的是，值班的警察本身也是新到該城。(事實上岩港這個美麗的小港城並沒有警察局，該局隸屬於一個較大的地區，或許是個郡屬的警察局。)不過，這位警察也一樣極為友善而樂於助人。他走開，跑去問別人。等了好一段時間後，卻回給作者一些撲朔迷離的訊息。他說岩港並沒有岩村墓園，不過附近的岩村鎮，卻有個大墓園。他很友好很耐心地為作者解說墓園的所在位置，告訴作者由他打電話的電話亭要經由那一條公路前往。啊，現在要怎麼辦呢？是《美國名人錄》弄錯了？回想起來，作者理應先寫信證實一下有沒有這個墓園，它在那裡。不過，事到如今也沒其他辦法，於是作者只好抱著憂喜參半的心情，又再駛上一段未知之路，一方面懷著希望，另一方面也帶著失敗的心理準備。

天空開始轉暗，儘管路邊湖上待水面依然清澈。在緬因州的八月末的無盡冷清裡，湖水裡的倒影沈澱結晶，又像是真實的，又像是夢幻的世界。作者繼續驅車往前，可是公路上一切平靜，好像他是舉世無雙，唯一仍然在公路上尋找沒有達成的夢想的人。

啊！在那兒！作者緊急停住。在公路的右邊，在幾棵古老的大樹之下，有一個小小的未加欄的墓園。墓碑高高聳立，在漫長的時光裡歷經風霜。墓碑靜止而無聲息，可是卻驕貴而有尊嚴，像是一些永恆和沒有年齡的生靈。碑上的刻文大都在風雨中褪沒了，不過它們既實在又真確。有的隱約地標明十八世紀的日子，有的十九世紀。看到這些墓碑，人像是啜飲著歷史那莊嚴的苦茶。簾納德太年輕，不會位居其間。

作者雖感失望，但卻突然對這小城，對新英格蘭，對這個國家，對人類有種特別的了悟。他默默地走回他停車的地方。他注視那湖面，雖然這時太陽早已下山，四野的一切都要閉目入睡，可是湖面那黑色的倒影卻又是那麼動人的清澈，那麼無疵的結晶。作者再一次發動了引擎，再往前走，心想就是找不到簾氏的墓，也可通往下一個旅站。

天空變得愈來愈沒有色彩，它不再青藍，也不再明亮。作者加速遠離如今變得親切如斯的岩港。突然間，他瞥見一些墓石。那是在路的左旁！

依國際標準看，這個墓園絕不算大。不過園前有個小停車場。墓園由矮矮的籬笆圍起，有個小小的園門。好在園門沒有鎖上。

作者走進墓園，在天色愈來愈晚之中，開始尋找。他看完左邊一排，再看中間幾排。他還沒有查過這幾排，這時，不知怎的，他突然抬頭轉身，望見最右邊那排墓碑中，在一棵樹的枝葉下，有一塊美麗而光潔閃亮的紅色花崗岩墓碑。他跑了過去，看到金色的碑銘「簾─納─德」清晰躍入眼簾。他走到碑後一看，眼淚不禁奪眶而出。安葬在這塊墓碑下的，不僅是已故的教授，還有他所愛的妻子普利西拉‧簾納德。她於1980年逝世。

小城早已在這平安的黃昏裡關門閉戶，因此作者並沒有帶花前來。他只好就地撿取一朵小花，放在墓石上面，並且依中國人的方式，深深鞠了三個躬。這位受敬受愛的師長和他夫人的行誼，立即又生動活潑地銘刻在時間的永恆之中，銘記在人性的演化之上。

早星已出，作者只好帶著鄰近枝上歌鳥的晚唱慢慢離開。他無法在鎮上略度一宵，天亮再來憑弔，因為行程上安排該晚抵達波士頓。從那兒，他要轉飛中西部，接著駕車去密西根州立大學，再去走訪舊時簾教授的研究室所在的那棟可愛大樓。在那兒簾教授樹立一個永不磨滅的模樣，教作者怎樣成為一個熱心投入、親切可愛的哲學教師。

參考資料

(1) Austin, John L. 1975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2) Ho, Hsiu-hwang (何秀煌)：1971. "A Pragmatic Concept of Translation", Philosophical Review (《哲學論評》)第一期。國立台灣大學，台北。

(3) 何秀煌1984：《邏輯(上)：邏輯的性質和邏輯的方法導論》，東華書局，台北。

(4) Leonard, Henry S. 1957. Principles of Right Reason, Henry Holt and Co., New York.

(5) Leonard, Henry S.1959a. "Authorship and Purpose",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26, no.4, pp.277-294.

(6) Leonard, Henry S.1959b. "Interrogatives, Imperatives, Truth, Falsity and Lies",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26, no.3, pp.172-186.

(7) Leonard, Henry S. 1967a. Principles of Reasoning, Dover Publications, Inc. New York. Revised edition of [4].

(8) Leonard, Henry S. 1967b. "Synonymy and Systematic Definition", The Monist, vol.51, no.1.

(9) Quine, Willard V. 1951, "Two Dogmas of Empiricism", Philosophical Review, LX, pp.20-43.

(10) Rorty, Richard 1967. The Linguistic Tur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英文本：1995年6月11日
中文本：1997年2月17日

(註1)該文本來是在1966-67學年秋季，於亨利‧S‧簾納德的研究院討論課程所呈交的學業論文。那是在1966年12月18日寫成的。原來的題目是： "A Pragmatic Conception of Translation: An Application of Dr. Leonard's Theory of Meaning"。

(註2)在人類的歷史上，還有其他次數的語言轉向。晚近，本世紀的早期分析哲學所昭示的，也被標明是進行著「語文的轉向」(linguistic turn)。參見Rorty [1967] 之導言。

(註3)像在作者1971年的那篇論文裡一樣，我們在文本中，也使用 "〈L ……〉"來表示 "……"是以語言L來表達的。而 "C", "E", 和 "J"分別代表中文、英文和日文。

(註4)在此我們只用到〈C All〉和〈C Some〉這兩個量化詞，而非使用〈C All〉，〈C No〉和〈C Some〉等三個。

(註5)此一翻譯，以及類似的翻譯，一次又一次地在西方報章上出現。最近《時代》雜誌又引用了這個翻譯。

(註6)此一觀點和當代英國哲學家 John Austin 從另一不同的角度所提出的想法，互相印證。參見Austin [1975]。

(註7)括號係本文作者所加。簾納德進一步創說：表達、指示和意指三者因而是意義的三個樣態。參見Leonard [1957]，第14.3-14.6節。

(註8)參見Ho [1971]﹐頁66。在1971的論文裡，作者試圖標明成為翻譯的充分而又必要條件，而不是像在此所提出的成為「成功」翻譯的充分而又必要條件。根據兩個判準來說，任何說述，在微不足道的意義下，都是自己(成功的)翻譯。並且，根據推論，一個特定的說述容有不只一個(成功的)翻譯。

(註9) "The capital, Tokyo"可以直接翻譯成為「東京都」。這是該城通常的名稱。它包含著三個字(三個單字或三個「漢字」)。

(註10)參見前引Ho [1971]，頁76-77。

(註11)參見Quine [1951]。

(註12)參見Ho [1971]，頁77。

(註13)參見上一引文，頁73。

(註14)比如，可以參見Leonard [1959a]。

(註15)我們無法在此對語言這兩層面之間的關係詳加解說。參見Leonard [1957]，第三部份，第20-24節；或參見Ho [1984]，第三章，第13節。

(註16)當然，現在我們可以「科學式」地翻譯整個語句。事實上，1928年國際天文組織將全天的星座劃分定名為現在的88個星座後，此事也就可以如此為之。中國天文學家現在可以將該星座稱為〈C the Lyre in the Heaven〉(天琴座)，而將 "Vega"直接譯成〈C α Lyrae〉(天琴α)，不理會自己固有的文化傳承。

從記號學的觀點看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