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秀煌、王劍芬著。《異鄉偶書》，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六十年八月。

讀書人的責任與品德
──為紀念殷海光老師逝世週年而作

何秀煌著

一

中國歷史上所標榜的──也是本文所要說的──讀書人所指的並不只是那些讀過書或是認識字的人。它所指的是由於讀了書，有了知識，因而明理，因而對自己，對社會，對國家，甚至對人類產生一種高尚的情操與抱負的有識之士。這樣的情操和抱負常常在緊要關頭發揮大無畏的精神，產生激昂慷慨的氣節。不屈於威武，不淫於富貴，不移於貧賤。濁世不染，眾昏獨醒。尤其在社會昏暗，政治不清，人心險惡，真理不行的時候，這些有志氣，有理想，有熱情的讀書人常常能夠代表社會良心，充當眾人表率，激濁揚清，力挽狂瀾。小則清高恬淡，廉潔自適，「不為五斗米折腰」，不「向鄉里小人低頭」；大則正氣磅礡，臨死不屈，為了「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即使在屠刀的陰影下還要捫心自問：「讀聖賢書，所學何事」。這樣的人，在國家太平，社會安定的時候，還要以天下為己任，「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等到環境險惡，正義不張的當兒，他們更要身先士卒，砥柱中流。歲寒天冷，松柏不凋；風雨交作，雞鳴不已。這是自古以來我們所推崇的讀書人的本色，也是我們敬仰讀書人的原因。
在我們的歷史上，這樣的讀書人並不專是些終年獨坐書房，吟詩弄文，說典讀經的文人學士。他們可以是文人，也可以是武將；可能是達官高吏，也可能是小民百姓。只要有那一份讀書人的情操，只要有那一點讀書人的抱負。這情操這抱負的具體信條可以用儒家的「修齊治平」做為例子(不一定做為典範或代表)。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然而古來讀書人藉以施展這類抱負的方式是「王道」而非「霸道」。「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他們並不是要霸佔國家，統治天下。而是要藉著一股道德的力量，由修身養性出發，由近及遠，推己及人。使善良的理想推廣到社會，普及於人間。
這樣的理想和抱負在科學時代常常能夠或多或少，直接間接地影響到政治上的作為。因為考試取士的制度有機會把一些有理想有抱負的讀書人也吸收到政治體制的結構裡，去試圖開展他們的抱負，去努力實現他們的理想。當然並不是每一個讀書人都有克盡己能，竭盡己才為社會為國家服務的機會。就是那些不是當官，不是為吏的讀書人，只要他們仍然保有那份情操，修身從善，也足以做人表率，成為社會的精神支柱。在這樣的讀書人的胸襟裡，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
而今，具有這種善其身與善天下的情懷的人慢慢地消失了。有理想有抱負的讀書人漸漸地隱形匿跡。我們的社會再也不是以讀書人做為它的定力與支柱。由讀書人來影響政治作為的局面逐步地成了歷史的陳跡。

二

這種變局的形成，主要並不在於科舉制度的廢止。最重要的是處在這個精細工業化的時代與高度商業化的潮流之中，學術專業化，知識職業化，甚至知識商業化所演變的結果。
以往科舉的時代，雖然除了讀經論典而外，讀書人也可以自由發揮，各顯所長。有些人全心於醫術，有些人專志於修史，有些人偏愛於數算，有些人獨嗜於詩章。然而所有讀書人所研習的，卻有共通之處。經史子集，雖也浩瀚煙海，但必竟有一個特定的範圍。儘管在中國的固有思潮裡，學派林立，各自爭妍。但一般的讀書人多想取其精華，融會貫通，造成「博大精深」的思想體系(註1)。就是對外來的思想──如佛學──也採取類似的態度與做法。這種試圖融會貫通的做法，在理論上當然大有困難，可是在實際的運用上，把各派學說，並排羅列，等量齊觀；依各種不同的環境採取不同的說法，卻可取材應變，左右逢源。於是，不相容貫的思想學派，也變得比肩並立，互通氣息。最重要的是這樣不相容貫但卻牽手並肩的思想，卻能培養個人一種精神的支架，也給社會帶來一種道義的根本(註2)。
要之，以往的讀書人，在以往的社會與政治制度之下，是要拿聖賢的經典來修己，來治國，來平天下的。各聖賢的經典之間是否容貫反而並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註3)。

三

這個世界變了，從徹頭徹尾的根深底處變起。
學術專業化的結果，使人可以完全沒有具備讀書人的胸襟與抱負而成為專家，成為學者，成為知識份子的一員(註4)。比方，當今沒有讀過老莊孔孟的人，照樣可以變成出色的學者或專家：物理學家，數學家，心理學家，生理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政治學家……甚至沒有讀過老莊孔孟的，也可以成為哲學家或思想家(註5)。
這樣的學術專業化之後，誰來關懷個人的道德修養？誰來關切社會的價值走向？誰來顧慮世界人類的文化前途？誰來照顧什麼人權，自由，民主，尊嚴這類易碎的精神物品？電腦專家說他是搞機器的，化學家說他專學製特效藥，工程專家說他只管設計陸橋，邏輯家說他專談集合論的邏輯基礎(或是邏輯的集合論基礎？反正別人──包括別的專家──也聽不太懂)。甚至學歷史的，他可以說他所學的是「遠」代史，與現在無關。就是學近代史的也只談與現實無關的近代史。至於學哲學的更有逃脫的天堂，他一味尋求的是形而上的理念世界，對於這個形而下的塵世人寰，他未曾正視一眼。於是到處都是學者，到處都是專家，到處都是知識份子。可是讀書人呢？讀書人到底到那裡去了呢？
平心而論，讀文學法的人士們是很難推卸讀書人的責任的，因為他們多多少少都是「讀聖賢書」的人。他們理該熟悉歷史上多少前人志士為了追求真理，為了維護正義，為了伸張人權，為了爭取自由等等而勇敢奮鬥的光榮史蹟。因此他們對於種種人文價值特別珍視，特別維護，特別保愛。可是光是讀文法的就能產生一股雄厚的力量嗎？這些人並不一定比別人具有更堅強的意志和更不屈不撓的精神，用以抵抗環境的壓力。萬一由於言論之失而闖入文字嶽裡，他們也沒有比學理學工的生有更堅硬更強壯的筋骨。
於是在寡不敵眾的前提之下，在文不敵武的道理之下，在知難先退的原理原則之下，一個一個地，寂寂靜靜地退下陣來。回到書房裡，關起門，做一個無聲無氣的學者，當一位不聲不響的專家，做一個無言無語的普遍知識份子。讀書人死亡了，慢慢地消失得無影無蹤。
四

第二個有關學界的重大現象就是知識的職業化。
今日，不管學文的也好，學理的也好，學工的也好，學商的也好，他們所學或深或淺都與將來的職業有關。說得更露骨更明白些：對於絕大多數的人而言，知識成了他們謀生的工具。不管他擔任的是大學教授，是科學家，是醫生，是工程師，是辦報人，是作家，是律師……。他們所追尋所獲取的知識與他們所從事的職業或事業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這種知識與職業的結合，使知識份子能夠學以致用，展其所長。但是，如果不幸處在一個不自由不民主的環境，加以謀生不易找事困難的時候，誰控制你的職業，誰就足以左右你的知識活動，甚至知識成果。這是知識職業化以後的顯明危機。這種危機在落後地區，尤其是對學文學法的人而言，特別嚴重。
學理學工的人，他們的知識活動比較不容易受政治的干擾，因為在他們的學術範圍內，真理與胡說比較容易分清。不但如此，在理工的範圍內要當起學者或專家，先必須有足夠的訓練與學養，否則一語就被識破。所以在這個世界上，冒牌的數學家，物理學家，太空專家……少之又少，絕無僅有。
可是學人文的，情況就大為不同。在人文與人理的世界裡，真理比較難以捉摸，比較不易說定。尤其是些與人生閱歷有關，或者屬於人生智慧的部份，很難幾句說完，一語道破。往往一個深思良久，才吞吞吐吐道出一語的人，比那些口若懸河，滔滔不絕的人更接近真理。有一度我曾這樣寫道：
比如有一瓶陳酒，一掀蓋子味道就走了樣。我們怎能將它的味道告知別人？
也許有人要用種種形容，讓人體會，有如親嚐了那滋味。
也許有人索性打開瓶蓋，讓大家聞一聞走了樣的味道。
我們到底該怎麼辦？因為你可曾懷疑過，真理會不會是這樣的一瓶陳酒？(註6)
由於這一類的困難，我們常常發現真理與邪說莫辨的事。甚至邪說滿人間，真理倒無幾。許多投機取巧的人，沒有經過嚴格的學術訓練，拿起字典，百科全書和概論通論的書籍，也奢談道德，奢談價值，奢談文化，奢談哲學。久而久之，邪風趕走清氣，烏雲代替晴空。不學無術的人變成主流，變成權勢。有才有德，有學有能的人反而慢慢散失，變成煙花飛影了。
我們很容易看得出學文學法的人多麼容易在職業上受控制，在基本的生活與生存的條件上遭受威脅。這就是為什麼在許多落後地區，就是還具有良心的文人學士也寂靜得像午夜的睡鷹，而我們所聽到的盡是些田野裡的雜響。也是從這個觀點看，我們就很容易明白，為什麼不需要新聞檢查制度就足以控制新聞自由。當辦報人和記者的生活受到威脅的時候，不必新聞檢查就可以收到令其自動檢查的效果。作家，文學家，思想家，詩人……所受到的干擾也是一樣。
上面我們談及知識的職業化以及它帶來的危機。但這種危機並不是全不可避免的。能否避免，就要看我們是否有合理的制度與法律，確實地保護學術的自由，有效地保障學術的獨立。在當今這種高度組織化和受嚴密有效地控制的社會，學術獨立與學術自由的確實保障是知識份子培養讀書人的氣節的必要條件。假如氣節只是塗繪在「飯碗」瓷釉上的花標，一旦飯碗跌落，那能有道德不粉碎，氣節不掃地的。
談到「職業化」，有一件事必須指出來，供人認真討論的。那就是「政治事業」的職業化。也就是從政人員的職業化。
所謂從政人員，我指的是官吏，尤其是位居關鍵地位的官吏。官吏有時又名公僕，可是『公僕』與『公眾的僕人』並不一定是──而且經常不是──同義語。有過僕人的人一定知道，僕人是服從的，聽話的，請他做什麼他就做什麼的。可是公僕則往往不同。公僕(這時則又名官吏)是一種很特殊的僕人，而且是很利害的僕人。他們常常不但沒有聽從公眾的話，沒有順著公眾的意志，反而倒過來騎在人們的頭上，任意逞威，專權獨行。尤其是些職業公僕，終身的職業公僕，趕不走揮不掉的終身職業公僕，情況尤其嚴重。
提起職業公僕，令人想起像職業學生，職業打手這類的人物來。真的，如果一個人沒有大公無私的抱負，只把做官當職業，當終身職業。不管他是不學無術或是有學有術，很難不在弄權逞勢之下利慾薰心，腐敗下來。這時他們所關心的並不是社會的危亡和民族的興衰。他們所日夜不能忘懷的是自己的政治前途，政治命運和政治權益。他們終日不懈所努力的也常常是人事擺佈上的掙扎以及權力權勢上的鬥爭。當當官與終身的職業合而為一的時候，很多人就爭著去鞏固自己的權勢而不知道服務大眾了。這樣的官吏豈可再以公僕名之？他們簡直成了政治上的職業打手。
所以我這樣想：官吏是不是不應該職業化？它是不是應該業餘化，「玩票性質化」呢？至少那時候，官吏的為害該會減少，人們的幸福也當會比例地增加。

六

另一個對學術界具有深遠的影響的趨勢就是知識的商業化。這個趨勢的顯現極為明白，大多數的人都看得很清楚。我們不必在此多論。我們所要注意的是，當學術研究接受富商或什麼基金會的補助的時候，他(它)們是否會干擾學術獨立與學術自由的原則呢？當學術成為商品的時候，所謂學術的尊嚴又從那裡產生呢？這些都是值得我們認真思想的問題。

雖然上面指出了一些讀書沒落的因素，但是今日讀書人的氣節的快迅瓦解也不全是外在的環境所致。有些知識份子志願地拋棄讀書人的職責，甘心做一個中國傳統意義下的讀書人的叛徒。
我們年青的一代往往批評上一代的許多作為。但是我們也要自問，等到我們要接著建設社會建設國家的時候，我們有沒有比上一代的人更良好的修養，有沒有比他們更遠大的眼光，有沒有比他們更崇高的抱負，有沒有比他們更關懷社會國家的命運，有沒有比他們更憂慮世界人類的前途，有沒有比他們更懷有一份愛心：對生命的愛，對人群的愛，對社會的愛，對國家的愛，對人類的愛，對真理的愛，對價值的愛？我們應該捫心自問，深切反省。
我們已經可以隱約地看出這一代的年青人有許多比上一代的人具備更精明的頭腦，更高超的手段，更雄大的野心。可是他們絲毫沒有比上一代的人具備更高貴的品格和更慈善的心懷。相反地，他們歌功頌德，趨權附勢。對一般社會的疾苦則閉目不視，對自己的功名地位則斤斤計較。這樣的人就是我們國家將來的棟樑？這樣的人就是明日我們民族的榜樣？所以，並不是學者就是讀書人，並不是專家就是讀書人，並不是知識份子就是讀書人，並不是大學畢業就是讀書人，也並不是得了博士就是讀書人。要看他有沒有讀書人的心志，要看他有沒有讀書人的氣節，要看他有沒有讀書人的抱負，要看他有沒有讀書人對社會的一片愛心。

八

在今日這個世界裡，政治是影響許多其他現象的顯性的因素。政治上的作為常常直接影響社會現象，因此社會現象常常可以反過來用以判斷政治的得失。處在這個到處受政治力量指導的社會裡，讀書人的職責之一就是關心政治和批評政治。
有些人存著一種觀念，認為談論政治是不清高的表現。這是完全錯誤的想法。試想明理的人不關心政治誰來關心政治？有識之士不關心政治誰來關心政治？學者不關心政治誰來關心政治？專家不關心政治誰來關心政治？知識份子不關心政治誰來關心政治？讀書人不關心政治誰來關心政治？不關心政治還談什麼關懷社會國家命運？不關心政治還談什麼憂慮世界人類前途？不關心政治還談什麼讀書人的氣節與抱負？不關心政治還談什麼讀書人的道德與理想？所以：不關心政治的學者談不上是讀書人，不關心政治的專家談不上是讀書人，不關心政治的知識份子談下上是讀書人。
試想，如果我們只顧自己的溫飽而無視一般人的飢餓，這怎能叫清高？如果我們只顧自己的安樂而無視一般人的疾苦，這怎能叫清高？如果我們只顧自己有自由而無視一般人受牢籠，這怎能叫清高？如果我們只顧自己享權利而無視一般人受壓迫，這怎能叫清高？清高並不是與現實脫節，清高並不是與政治隔離。清高是不以自己的利害當作目的，清高是不以自己的利害做為前提。我們不能只顧自己的安適與溫飽，我們還要發問政治是否清明，人權是否受保障，正義是否伸張，真理是否被發揚。
讀書人呀，醒醒吧，我們的良心呢？


註1: 在此，我們並不想細究這樣並容廣包的思想體系是否矛盾的問題。或者這種融會貫通是否在邏輯上可行的問題。
註2: 在邏輯上不一貫的思想體系也可以用來影響或指導人類的行為。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值得哲學家認真思考。
還有一點要提的是，由於讀書人受不同思想學派的影響，所謂讀書人的氣節是否同質的，也有疑問。比如，掛冠而去的氣節與殺身成仁的氣節是否同質呢？當然我們不能只以「其同為氣者，一也」來回答。這樣的回答只是文字遊戲而已。
註3: 這裡是指實用上不重要。容貫不容貫當然是邏輯上的重要問題。
註4: 可知我們沒把『讀書人』與『知識份子』視為同義語。當然『學者』與『專家』也不是同義語。但是，此一區分在本文中不重要。
註5: 當然沒有讀過孔孟的不能成為孔孟哲學家。這正如沒有見過楊貴妃的人也可以成為服裝設計家，但不能成為楊貴妃的服裝設計家一樣。(我想服裝設計是得親見本人，只憑尺寸或照片是不夠的)。
註6: 後來有一位好友忘了在那兒看過這段文字，對我說：有人講「真理是走了味的陳酒」，又引申了另一種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