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份子的精神飛揚和知識份子的精神墮落:
論大學的教育理想、教育行政和教學文化
──講沈宣仁先生的故事賀他七十大壽


何秀煌
(講說版)*



沈先生、沈夫人、主席、院長、兩位系主任、通識教育主任;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今天我們在這裡開始進行一次非常特別的學術研討會。它的名稱是「沈宣仁教授七十大壽學術研討會」。它的副題是:「宗教、哲學與大學教育理想」。
啊?!大家沒有看錯。但是我也不能認錯。理由很簡單:在研討會的程序表上,排在上面的,誰說一定是主題;因此,排在下方的也不一定就是副題。正好像今天研討會上第一個發表文章的,不一定是什麼重要的人物;正相反地,事實上排在研討會的最後,明天才要發表壓卷之作的,才是我們大家的主角。說得更具體、更個人些。兩個月前,一聽說有個研討會就滿口答應寫文章來參加的,是「沈宣仁教授七十大壽學術研討會」。那時我想大家都尚未將它定名為「宗教、哲學與大學教育理想」的研討會。另外,現在我們手中的程序表上所公佈的研討會文章之中,事實上並沒有一篇可以說是綜合聯貫起宗教、哲學和大學教育理想的作品。道理很簡單:站在大師面前的我,或者坐在大師面前的諸位,有誰想要自動請纓?有誰膽敢輕言嘗試?我們雖然未經協調,沒有決議,可是大家都不約而同、一致將這個題目加以保留。我們當然是要保留給今天坐在我們面前的大師。所以,讓我在此大膽而不客氣地鄭重提議:請大家將程序表上最後一篇文章的題目由「回應」改成「宗教、哲學與大學教育理想」。至於副題,那最簡單、最自然不過。當然是「四十年來情與理」!
提起「四十年來情與理」,請大家不要隨意聯想、推論,以為那只是簡便地抄自《三十年來情與理》一書(陳慎慶編,1992年出版)。記得書中有篇文章〈三十年來情與理〉,是沈先生在1990年11月2日崇基學院的感恩崇拜兼他擔任崇基學院院長的就職典禮上的演說稿。當年沈先生在草擬題目和潤飾內容的過程中,我也好像曾經積極地參與過──我不是要在此談論如今愈演愈烈、愈變愈好笑的「知識產權」的問題。我要說的是,事隔十年,當年曾經應邀參加一起思考「三十年來情與理」,如今十年之後,不請自來,擅自為沈先生草擬「四十年來情與理」的題目,其間自然有一個完全合乎「情與理」的邏輯關聯──情的邏輯關聯和理的邏輯關聯。簡單地說,沈先生是個純樸而又天真無邪的學人。他是一位精神飛揚天上的知識份子。數十年如一日。努力在追求,努力在工作,努力在奉獻。他秉持一個知識份子的自許和堅持,不僅在過去的歲月裡「數十年如一日」;他也將在未來的年代中,照樣地「數十年如一日」。他永遠堅持,他永不放棄。所以,對他而言,對我們而言,他的「三十年來情與理」就是他的「四十年來情與理」!(所以,我雖未經他首肯,然而為他所草擬的明天的演講的題目,卻又顯得那麼自然,那麼貼切,那麼合理。)不但如此,這樣的「四十年來情與理」也將是他的「五十年來情與理」。將是……,將是……,將是他的「一百年來情與理」。那是我們大家的情與理,是知識份子共同、共有、共享的情與理。那是人間永遠永恆的情與理。
提起「情」與「理」,而沒有將它只說成「理性」與「感情」,這令人想起十七世紀那位法國的大天才巴斯噶(B.Pascal)。的確,他那句名言至今仍然在我們的耳邊餘音繞樑。他說:「…… le Coeur a ses raisons, que la raison ne connait point.」記得很久以前在一本大約是數學的書上看過這樣的英譯:“……the heart has its reasons of which the reason has no knowledge.”我忘了中文怎樣翻譯(記得他的《沉思錄》曾經有過中譯本問世)。不過,在剛剛結束的這個學期,為了給學生當作例釋,想出這樣的譯法:「感情自有理,理性不知情」。那麼沈先生的情與理俱在其間,而且論列次序一樣。可見英雄所見略同,豪傑不分古今!十七世紀的心靈和二十世紀、二十一世紀的胸懷之間,文化相繼,傳統互通。
不過,(讓我在這兒說點非題外的「題外話」),除此之外,現代世紀的沈宣仁先生和脫離中世紀不久(三百年在人性的演化史上只是宇宙的一瞬!)的十七世紀的巴斯噶先生,兩人無論在心胸上,在識見上,在個人的身心健康上,以及在家庭幸福上,全都有天淵之別。
沈先生是一位謙卑虛懷的知識份子,待人和譪而喜見別人的成就;他對別人的優秀,敬重有加而津津樂道。巴氏則是自小給當成天才教養,自己也變得孤僻自傲,甚至妒忌才華(比如妒忌比他年長二十七年的笛卡兒──後者似乎也對巴氏不懷好感)。在文化,特別是宗教的包容上,沈氏和巴氏也可謂天淵之別。沈氏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但他不以其他宗教為異端。容忍包涵而不敵對排斥不同信仰的人。巴氏則除了生為固執的天主教徒之外,對於敵對的(一樣是天主教的)「耶穌會派」,攻擊指摘,不遺餘力。此外,沈先生因為處世圓融,待人誠敬,因此心廣體健,精神飽滿。可是,巴氏卻長年臥病,身弱而心虛;就是他自小給視為天才的幾何領域,以及後來和另一數學家共同發明創造的或然率演算範疇,他都未能全心全力以赴,開創出數學史上本來可望展現,而且古來一直為人津津樂道的空前奇蹟──不像沈先生心無旁顧,奉獻教育,力盡知識份子的天職,「三十年來情與理」,「四十年來情與理」……數十年如一日,沒有間斷,沒有衰退,沒有回顧。(巴氏在尚屬「年壯」的晚年──他在39歲去世──有一次牙痛和失眠症交加,於是在醫無對策之下,設法集中精神深入沉思一些多年沒有專心致志的數學問題。他以此當作實驗,沒想到在沉思冥想數學時,他的牙痛「居然」──不是「果然」──緩和紓解了。他大概認為虔敬事神「果然」──不是「居然」──有報。他更進一步推論:上帝顯然不反對,更沒有處罰他專心於數學(而在敬神和事神上分心)。就在這樣以為上帝為他特別開恩的情況下,他終於得以在數學上完成最後一次的成就,為人類留下另一點沉思的心跡。然而,此後不出兩年,他也就在身體虛弱多病,心靈辛苦掙扎之下去世,實在令人浩嘆不已!不過,除此之外,我認為比較起來更重要的是,沈先生在長年從事教育工作,在不斷關心社會之餘,也能活出一個令人欣喜的快樂的人生,營造出幸福美滿的家庭。在大我和小我之間善做配合,既不因小而失大,也不因大而失小。這是天下眾多蒼生所難以達到的圓滿境地,也是多麼值得我們效仿,多麼值得我們羨慕的人性品質。相比起來,巴氏多麼不幸,他除了和他那位一樣才華橫溢的妹妹──那後來當了修女之後,依然念念不忘標榜天才的兄長的才女──惺惺相惜,互訴愛慕而外,終生未婚。孤單而生,寂寞而死。一樣是引人注目的兩種人生,一位遺留給人類概念上的寶藏,另一位激發起我們對於人間的希望。所以,每當想起我們所面對的人間難題──個人問題、家庭問題、社會問題、世界問題的時候,我就不禁發問:我們(尤其是當今的知識份子,特別是那些仍然秉持中國傳統「讀書人」的價值理想的知識份子)到底應該做出怎樣的選擇(並且應該怎樣督促自己所屬的相關機構,令知識份子享有充分的空間,以進行選擇。特別是自己身為知識份子而「居廟堂之高」時,自己到底是否為其他知識份子──包括「處江湖之遠」的知識份子努力在爭取這種選擇的自由,或者不惜一切去妨害這種選擇的自由?):我們到底要努力去製造現實績效,追求概念深遠、複雜、豐富,甚至著作等身(或高過身高、重過體重),學術明星(學術「牛郎星」或學術「織女星」,但不一定是學術的「明日之星」)?或者應該認真去生活──認真立意、認真涵情、認真「愛物致理」(像認真格物致知一樣)、認真許願、認真想像;活成一個發光發熱的知識份子的榜樣?(「每一個人都是生命的榜樣──好榜樣、壞榜樣,或是無關緊要的榜樣」。)三十年來,四十年來,沈先生志不在「興」現實績效之「風」,願不在「作」學術明星之「浪」,他一心發散情的光和熱,他不斷堅持理的光和熱。他是當今知識份子的模範,他是現代讀書人的榜樣。
提起巴斯噶、提起笛卡兒,令人不由自主地想起幾何數學──巴斯噶的著名幾何定理、笛卡兒的著名解析幾何。同樣地,提起沈宣仁先生,誰會遺忘他的著名「幾何藝術」──他的摺紙創作藝術。(那不只是幾何,而且還是「立體」幾何!我們都知道許多中學生讀起平面幾何,神采飛揚;可是一接觸立體幾何立即暈頭轉向。)幾何真是一種奇特的概念藝術和概念科學,一種精彩絕侖的「人文科技」(和人文科學)(在人類文明的演化過程中,像數學、像哲學、像文藝、像詩歌等等所衍生出來的人文科技,遠比製作毀滅性武器,或開發登陸月球工具的「物理科技」;或者吹脹泡沫經濟,或發動文化大小革命的「社會科技」,都要更為基本、更加重要和更形深入而無所不在──很少高科技(物理高科技和社會高科技)無需假定人文科技,無需預先解決相關的人文科技問題。)幾何的奇特處和它的精彩處在於它連繫起古往今來的偉大心靈。我們可以從柏拉圖數起。有哪一位偉大的心靈沒有在概念上或在應用上不和幾何發生密切的關聯,不和幾何科學或幾何藝術串聯掛鉤(自然包括斯賓諾莎,自然包括畢加索,自然包括沈宣仁先生)。這的確是個有趣的現象,但那絕不只是種歷史現象。它照理是種文化現象──特別是種「記號文化」現象。那大約不會只是一種物理現象或生理現象。
讓我們繼續「大膽假設」:前面說過,巴斯噶是位充滿妒忌的天才(世上的天才都難以相處,因為比起常人來說,他們的感覺、感情、理性、願望等等,不是過份複雜,就是過分簡單。他們的言行舉止──他們所演繹出來的「言的記號」體系和「行的記號」體系全都沒有一般正常的規則、規律可循。)笛卡兒當然更非等閒之輩(他老早當起宮廷裡的私人教師。)可是不知是單純愛才惜英,或真的是在兩人之間幾何科學一線相牽。有一天,年長可當父輩天才的笛卡兒終肯出現在小子天才住家的門口,並且善心忠告體弱多病的巴「子」天才(夫子是子,小子也是子)要他每天足睡,到十一時才好下床!這樣的忠告實屬善意、善心無疑。它無疑是笛卡兒自己的「秘密武器」的傾囊相授。我們不是常聽說(「聽說」和「道聽途說」的區別:當「○聽○說」──唸成「x聽y說」這個「空心詞」所含的兩個變數皆為零──沒值可賦──的時候,那就是前者;而當x是「道」,y是「途」的時候,那就是後者。當然,我們不可以說,在上述的空心詞裡,只要x和y分別都賦了值,那就是後者。除了「道聽途說」之外,我們還可以有──雖然至今不一定有人用過──「又聽又說」、「既聽且說」、「東聽西說」、「有聽無說」、「無聽有說」……「非道聽非途說」、「非道聽卻途說」、「邊道聽邊途說」……「邊東家道聽(西家長)卻不邊西家途說(東家短)……等等」)笛卡兒當年是躺臥(病臥?)在床,眼看一隻爬在天花板上的小昆蟲──將那昆蟲明講,說成「蒼蠅」(烏蠅也!),好似未免有點太那個一點──未免有點懷疑笛卡兒家裡的環境衛生!(還好只說笛氏看到「一」隻,雖然只看到一隻並不一定只「有」一隻。)為了設法準確明晰地標示小昆蟲的位置,笛卡兒沉思凝想,終於發明那種舉世跟用,後來以他命名的「座標法」。(以他命名的還有其他多種人文科技。)「笛氏座標」(英文稱為「卡氏座標」──連笛卡兒的尊姓大名到底為何,中西文化都可以有不同的演繹,不同的記號表述。)這個發明真可說是中古之後的十七世紀才姍姍來遲,但卻既簡潔明快,又實效無盡的偉大的人文科技。(躺在床上就能創造發明的,你說不是人文科學或人文科技,是什麼?!)當然十七世紀、十六世紀、十五世紀之前的宗教,也憑空(雖然不一定躺在床上)發明創造、經營開發出許許多多的人文科學和人文科技。這些人文科學和人文科技,結合當時的社會科學和社會科技,甚至活用當時的物理科學和物理科技,演繹出影響深遠的宗教文化傳統。這樣的文化傳統──尤其是它的記號文化傳統,就是在文藝復興的世紀和啟蒙與現代科學萌生的世紀裡,也不斷迴光返照,餘波盪漾。我們不是明顯看到笛卡兒的《沉思錄》富有中古世紀的影子?(巴斯噶的《沉思錄》──不是我給的譯名──更不用說。)我們不也聽說──這次好似不必加「道」,無需說「途」──牛頓明明是在做「假設」(當今科學的哲學所採取的意義),但卻一定要說「我不做假設」。這分明也是(雖然當時可能並不自覺)在演繹舊時的、傳統的人文科技。其他諸如伽利略(「我說地球不轉,它照樣在轉」)、哥白尼(「使用太陽中心說只為充當計算工具──事不關是否為真理」)等等,比比皆是。提起牛頓我們又常聽說他看蘋果由樹上跌落,想出了「萬有引力」的概念。根據史家後來的查考,這回的「聽說」看來需要加上「道」和「途」了。可見文化傳統之事,尤其是記號文化傳統之事,一經建立,變作「約定俗成」,也就不再是當初要草創時那樣,可以任意而為,可以遂心從事。因此,當權者(尤其是知識份子──不論是有知有識、有知無識或無知有識;無知無識的,大概不叫做「知識份子」,當要發動文化大小革命的時候,最宜三思而後行。)文化的事,特別是記號文化的事,特別特別是記號文化中的價值文化上的事,在起建上也許舉步維艱,障礙重重;可是一經成立而風行,若要改弦更張,再訂方向,也不是易如反掌,一蹴而幾。知識份子切忌浮燥,避免意氣,不論自己的信仰多麼虔誠,不論自己的道理多麼堅實。除非「善」的問題已經於情於理全面解決,否則「擇善固執」最多只標示一己的意志或願望,它並沒有明定努力工作的實際目標和確切內容。其他的「擇○固執」(唸成「擇x固執」)也是一樣:擇真固執、擇美固執、擇純潔固執、擇簡樸固執、擇神聖固執……。所以,我常覺得文化上的事,尤其是文明上的事,最宜「大處著眼、小處著手」,從高遠處見精深,從左(旁右)近處見真實。幾何這門人文科學看來似乎正具備有這類的文化、文明的品質。幾何的證明令它深遠抽象,幾何的作圖還它親切平凡。也許因為這樣,儘管笛卡兒討厭巴斯噶,他仍然心存客觀,愛才有據(愛幾何數學的天才,有情與理的根據。)(空心詞:愛○有○據,愛x有y據。當x=「才」,y=0 時,則成「愛才有據」。)於是將自己那「看天花板的日子」或「看天花板,見小昆蟲的日子」所獲取的寶貴經驗傳諸後進的天才小子,望他由小子天才變成大人天才,為數學而長命,為人類多思多想多創多留更加精深,更加美妙,更加平凡近人的人文遺產。
不知巴子有沒有誠懇跟進。不過,一提到巴斯噶睡到十一點,我就想起沈宣仁先生睡到十二點!(如果他大大睡過頭,我們說「一點」,不說「十三點」。文化有別之故。中西文化有別,男女文化有別,長幼文化有別。空心詞:○○文化有○,x y文化有z)。我常常勸人早睡早起,唯獨在沈先生面前,從來未敢「擇善固執」(「善本書」的善,不是善良的善)。
想來笛卡兒會站在沈先生一邊(不是沈先生站到笛某某那邊),而同情他的晚起,不論是怎樣的「○晚起」:早睡晚起、晚睡晚起、不早不晚睡晚起……看天花板晚起、看小昆蟲晚起等等。不過,沈先生一定不需要笛氏的○晚起忠告。千古心靈一線牽。千古相傳的情與理。千古交遞的光和熱。
想起通過幾何的深奧和幾何的平凡的情牽理伴,除了對宗教虔敬的笛氏和巴氏而外,令人也想起對哲學的開發不遺餘力的柏拉圖。(這樣一想,我們就完全明白為什麼沈先生一年接著一年為學生、為崇基學院的通才教育理想,不斷開設「柏拉圖對話錄」的情與理的原因和理由了。)這樣,由幾何的科學、幾何的科技和幾何的藝術而笛氏巴氏的宗教,而柏氏的哲學,而沈氏的大學教育理想,這不正是我們今日所要研討的話題嗎?那也正是我們明天還要在沈先生的開導下聆聽受益的顯目:「宗教、哲學與大學教育理想」!(從年代排名上著眼,當然也可以叫做「哲學、宗教與大學教育理想」──沈先生多年前辛勞開墾的學系,中文名為「宗教與哲學系」(宗教系),英文卻稱為「哲學與宗教知識系」(哲宗系)。可見兩者名二實一(○二○一,x二y一:表二裡一、外二內一、看似為二實則為一)。也由於沈先生長年為這個學系勞累辛苦,無私奉獻,我特別留意後來的宗教系和後來的哲學系的發展;尤其是那些接受過他的薰陶(比如他以往的學生),感染過他的精神(像我本人)的後來的同事──他們的表現如何,他們能否堅持原則,他們所依附的到底是哪一類型的「擇○固執」等等。我常常在想:自從沈先生退休離開之後,我們有沒有秉承他的教誨而努力工作?我們有沒有違背他一直堅持的大學教育理想?我們這幾年的工作表現到底是令他感到欣慰,或是令他感到失望?我自己認為當我們在這裡聚會一堂,熱烈慶祝沈先生的七十大壽的時候,最能令他感到欣喜愉悅的就是我們大家立志努力發揚他的精神,努力追尋他所傳授的大學教育理想,努力以他為模範活出一個令人羨慕的人生榜樣。
自己有幸在沈先生擔任文學院長任滿之後(他當了三年院長之後,不肯接受讓人再選他連任;不是人家不再選他連任),步他後塵,料理文學院的事(這事絕非所願。十年前早已在劉述先教授面前聲明過:「等我卸任,一定要寫文章罵劉述先!」)起先,這個突然由半空而降(空心詞:由○而降,如「由天而降」、「由直昇機而降」)的重任令我苦惱不堪。我全無心理準備,也未曾認真想過文學院應該怎樣發展。記得當年選舉開票之日,我正在美國探親休假,哲學系的職員不知是否為我轉信,附帶在一張小字條上寫道:「不知對你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你被選為文學院院長。」這位職員真可算是半個知己!(半個知己好像就是半個非知己!)如果真知己,她會這樣寫道:「壞消息一則:你被選為文學院院長。」好像那個夏天也正是「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後的酷熱的日子。大的憂愁和小的憂愁一起到來。
在苦悶憂愁的心情下,我第一個想起的「救兵」就是沈宣仁先生。那時,我開始認真回憶過往三年沈先生主持文學院事務的種種情境。因為有時他所主持的會議,我也在埸;我也在他任內當過文學院「電腦小組」的主席。有時沈先生想要多方面聽取意見,也會跑上我的辦公室來諮詢。他很忙,身肩繁重公務時,也仍然認真從事教學工作。所以,兩人要談話,好幾次都只好利用吃飯的時間。我記得他每次都用車載我到一家名叫「健一」的餐飲連鎖店。次次都是同一家。到「新城市廣場」是那家,到「第一城」還是那家。天晴的日子是那家,天雨的時候,也是那家。所以,我們老是和中學生比鄰而坐,一起進食,因為每逢午餐時候,那家餐廳總是坐滿和站滿中學生。這樣吃多了,我幾乎要開始懷疑沈先生的單調而不知變化。可是回頭一想,他摺紙時總是充滿創意,充滿變化,不會天天都在摺同樣的東西。因此雖然「幾乎要開始懷疑」,但卻未曾真正開始,未曾真正懷疑。很明顯地,簡單不知變化的,不是沈先生的言行舉止,而是我的頭腦──一條鞭,而不知變化。那家餐館不但標榜「衛生」、「健康」,而且比較起來也算價格廉宜。沈先生不僅自己勤儉,他也替我預留回請他的空間。因為他知道:第一,他請吃飯,為了要諮詢;可是我吃了飯,並不一定能說得出什麼好意見。若是這樣,幾次之後,我就不再跟他吃飯了──除非大家把觀念一改,高唱「天下有白吃的午餐」。第二,他知道我窮,至少沒有他那麼富有。那時他有房子,我沒有;他有車,我沒有。只有一樣,我比他多──我比他多一個子女。
可是,只由過往並非全面,也非有意尋求的個人體會,並不足以令我對文學院的運作有一個充分的認識。現在大○臨頭(空心詞,大x臨頭)我要哪裡去「求○問○」呢?加以沈先生和笛先生、巴先生一樣,都是「幾何派」(我們以前常嘆:人生「幾何」,○──「空心詞」宜寫為「空心辭」,則像上面這個例子似的,它也可以包括「空心句」),都是「○晚起派」。等沈先生過了中午起床之後,我已經走在路上,帶著一批文件要開會去了。我當然不敢,也不忍午前電話沈先生求教。所以,有時整個上午自己關在辦公室,望著天花板沉思。記得那時我未曾想起笛卡兒,想來想去都想到沈宣仁先生。心想:如果有沈先生來指點迷津就是天下一大快事,一大樂事。(還好那時的院務室主任坐在隔著走廊的另一房間。否則她見我呆望天花板,以為我想發明第二種座標法。)
人在真正孤獨的時候需要神靈的扶持。可是,在這方面我又大大不如沈先生了。我不能合手禱告,無法擁抱佛腳,也裝不出淡泊無為的模樣。「耶」、「釋」、「道」的神靈完全遠離我,只好看看「儒」的傳統裡有什麼可以遵循的古訓。一個人抱著一大堆文件趕著去開會,自然尋求不到「三人同行」的師者。想想只好鼓起「不恥下問」的勇氣,一個人走去當時的副校長徐培深教授的辦公室(因為這之前,我在「大學通識教育主任辦公室」工作時,已有四年接觸過徐教授的經驗)。他問明來意(或者是他並沒問,是我自明來意),很仁慈地對我說:「沒問題。大約半年、半年之後你就熟悉了」。我聽了之後,立即呼吸困難:天啊,我還要進六個月,一百八十天的「先修班」!
在茫然中,內心突然出現一道曙光。前任的院長照例依舊是本屆院務委員。沈先生將會參加文學院最高決策機構──院務委員會。每次院務會議,他都會來參加。倘若我執行院方事務出現不盡妥當或有失誤錯差之處,他一定會指出修正。這樣一想,我就有如「得救」一樣,不再孤獨,不再沒有依靠。(我想,信神的人最大的內心平安也在於此──他找到了依靠,他不再孤獨。)就這樣,沈先生留在院務會裡三年。我有過三年的平安和欣喜。
不幸,三年之後連任,前任是自己;又再一次連任,前任就是前任的前任的自己。沈先生走了,離開了院務會。雖然每次請假,都盡可能恭請他代理(不只代理文學院的事,還兼理大學通識教育的事)。可是在建制上,我失去了一位啟發和指導的先進,一位在公務上的良師益友。這是文學院後來六年間,最大的損失和遺憾。(至於十三年的大學通識教育工作更是永恆無法彌補的遺憾。打從1985年起就應該由沈先生擔任大學通識教育主任。果如是﹐今日我們的通識教育一定另有一番氣象。說不定也就不會有兩年前的通識教育「○○革命」,(空心詞:如「文化革命」、「文化大革命」、「文化小革命」)把大學的通識教育改得東○西○,不○不○。)
有了精神上的依傍,人的生活變得豐滿踏實。有一位沈宣仁先生從旁教導,讓我可以有一個「精神交代」,文學院的事不再變得那麼沉悶煩瑣──每一個人都在追求工作的意義和生命的價值理想,不管當不當文學院院長。於是,我建立了一套小小的情與理的邏輯。它的推論形式如下:


沈先生代表(就是)(大學教育)良心。
我的工作就是要向良心交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我的工作就是要向沈先生交代。

提起良心,現代人多抱持懷疑的態度和無力的感覺。可是讓我在這裡提醒大家:第一,對良心抱持悲觀情懷的人(只是「情」懷,欠缺「理」據)多是些有良心的人。真正沒有良心的人,是那些堷地堛眯w良心而進一步利用他人良心的人。這些人也就是把良心當工具,可以「用完即丟」的人。第二,(對於那些相信制度,不信任良心的人,我很想說:)我們當然需要制度,並且需要好制度;因此我們要修訂制度,而且要不斷改善制度。可是我們要注意:在這個世界(天國或烏托邦是否如此,我不知道)並非制度保證良心的存在,而是良心保證制度的完善運作。

(2001年6月23日)





後記:
本文字體不恭,因為主要寫於跨越太平洋的飛機上。記得來回兩次飛越國際換日線時,我都在危坐書寫。第1次正寫頁2,第2次寫的是頁14。

我未曾將自己文章的手稿贈人。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沈宣仁先生是唯一的,他是獨特的──在我們的心目中。





*本文另有「論文版」,日後發表。作者將此手稿獻給沈宣仁先生,為他祝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