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東西方的哲學思想看生的意義與死的價值

在我們這種生命狀態下，生與死是密切相關的問題。我們甚至可以說，它們是同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因為在我們這樣的有限人生情狀裏，有生，就有死；而且，有死，正由於有生。因此，當我們設想生的意義的時候，死的價值問題也就歷歷在目；同樣地，當我們決定了死的價值的時候，生的意義問題便可以迎刃而解。

由於這個緣故，讓我們在此處從正面上集中討論生的意義問題，而只附帶地涉及死的價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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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的生命像是一把絕頂重要的鑰匙，每天清晨醒來取用時，都要慎重地填表申請。夜晚臨睡之前，還得感恩歸還。主宰我們生命的權威在我們領取之前，總要不厭其煩地追問：今天我們為什麼要領取鑰匙，我們計劃做些什麼事。倘若我們已經重重複複地領用了成千上萬次生命的日子，那麼為什麼還要繼續申請……。當我們歸還的時候，他更要追問：我們今天成就了什麼，失敗了什麼；有什麼感觸要向後人提起，有什麼經驗可以對晚來申請的人訴說……。倘若我們的日子總是在這麼得之不易的情況下開始，又在那麼失之可惜的心情下結束，那麼我們一定會對生命有份更深切的自覺和反省，對我們的人生更加保愛和珍惜。

或許如果每個人的生命全有定數。當我們生下來的時候，每個人都領取了一生固定的年歲，任由我們自由支用。正好像有人為我們在銀行裏存放了一筆定額的信托基金，供我們取用一樣。每當我們度過了一個晝夜，尚失了生命的一天，在我們的人生結帳總薄上，也就短少了一日。這樣，每逢我們翻開自己的生命之簿，發現自己的日子愈來愈加短少的時候，就會猛然記起，光陰易逝，來日無多；於是對自己的生命油然生起一份傷逝之情和珍重保愛之念，從而激起更為積極的人生態度，產生更加奮發進取的處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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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們的生命卻不是在這樣的條件之下開始的，它也不是在這樣的情境之中進行的。平時，活著對我們而言，好似最自然不過的事，因此我們對於生的問題，通常沒有多加思索。同樣地，死亡似乎是件非常遙遠的事，所以我們對於死的問題，一般也未曾多費思量。可以說，通常我們對自己的生命，並沒有充分的了悟和自覺；對自己的人生缺乏必要的把握和預算。同時，由於我們對於是否要生來這個世界，固然無權加以選擇；就是對於幾時離去，也往往顯得無可奈何。因此，許多人不知不覺地養成一種對人生的消極態度：苟且偷生，逆來順受。對於生命中的理想和願望，缺乏一股不可取而代之的熱誠；對於人世間的苦難和悲慘，也只是存著縮身迴避，去禍消災的心理。我們往往沒有正視我們的生命，沒有認真去設想我們的生與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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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在我們的人生裏，偶爾也會呈現異乎尋常的時刻，令我們對於生命和死亡的問題，訝然生起一片驚震和深思。例如當我們的親人或至友和病魔痛苦掙扎，生命顯得那麼無援無助的時候；或者當昨天還和我們在一起把酒言歡的故人，今日乍聞他突然去世，人生顯得虛浮無常的時候；或者當我們眼看自己的同類受盡奴役和迫害，人性的尊嚴顯得那麼單薄脆弱的時候；或者當我們發覺許多人在飢餓線上掙扎，過著非人的生活，而懷疑死是不是比活著更好的時候；在類似這樣的非常時刻裏，我們容易對生命產生一種「存在的自覺」。這是我們進一步追問生命的價值和人生的意義的契機。

可是存在的問題最容易變得疏而不察，習以為常。正好像平時我們都不覺得心臟的存在，不覺得牙齒的存在，或者不覺得我們的胃存在一樣。只有當心臟不適，牙齒疼痛，胃病發作的時候，我們才忽然感覺到這些器官的存在。可是，等到我們恢復健康，呼吸順暢，消化良好之後，我們又漸漸將這些器官淡忘，又變得習而不察了。

我們對於生命存在的自覺也是如此。當我們處於安樂之時，往往對於生與死的問題不思不想，不覺不察；等到我們開始覺悟到生命的問題，而對它加以反省思量的時候，可能我們業已遭遇到人生的痛苦和困難。所以，在我們這種生命情狀之下，生活的安逸往往與性靈的深度成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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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基於需要，或是起於好學深思，當我們追問生的意義和死的價值之時，我們通常是承傳著某一個文化傳統，或者是在某一種哲學思想的激盪之下，來考慮思量的。不同的文化傳統和哲學思潮往往對人生做出不盡相同的許願，對生命的價值標示出相異的著重點。

現在首先讓我們觀察一下，在西方主流哲學的衝擊之下，人生的意義呈現一種怎樣的局面。接著再讓我們考察，東方的哲學思想對這個問題，可望提供什麼樣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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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的哲學思想裏，人類具有一種很突出的形象。「人是理性的動物」。他要以他的智力瞭解他周圍的世界，揭開宇宙萬物之謎；甚至進而利用萬物，充當它們的主宰。

這樣的構想標示著人類一種外求的路向。我們不是向自己的內裏深處探求，建立一種自己可以把握的內在真實；我們是將人類的智能投向宇宙的遠處和深處，捕捉外在世界的「客觀」相貌，進而控制外在世界，駕御外在世界中的事物。

因此，人生的積極意義在於不斷的向外探索，不斷地往前冒險，不斷地向他處擴張。我們的智力給想做是一把無往不利的寶劍，不停地向新境界去爭伐；或者看成是一條無孔不入的鑰匙，不住地解開天地宇宙間的奧秘。在這樣的景象之下，人類熱心於知識的獲取，努力從事於科學的探求；對於未知的領域的冒險不遺餘力，對於新彊界新天地的開發勇往直前。人類在上個世紀無法克服的困難，現在要以更精進的智力去超越；人類在以往的時代不能解決的問題，現在要以更發達的智能來對付。人類的特徵就是那發達的大腦，就是那高度的智能，就是那冷靜的理性。所以，不管是個人也好，不管是整個的人類也好，人的成就在於理性的成就，理性的成就是人的最高成就。簡單地說，生命的價值在於理性的把握，人生的意義端賴理性的發揚。

誠然，人是理性的動物。誠然，理性是人類的一種可貴的品質。可是，當我們只集中注意這一品質，把它當做最為高貴的品質，而對它加以無窮放大，一味獨尊的時候，遲早會顯露出這種作法的偏頗和難點。今日西方這種外求心態所遭遇到的理論困境，並不全是發乎偶然，出人意料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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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人類不斷向外拓展，追求真理，探索新的事物，開發新的境界的時候，我們不能只是依靠聰明的心智，我們還得訴諸敏銳的感官。儘管我們都知道，我們的感官並不是百分之百的可信－我們時時產生錯覺，偶甚甚至發生幻覺－可是，感官經驗卻是我們在追尋外在真理，捕捉外在事物，拓展外在彊域時，所不可或缺的成素。我們必須使用我們的感官知覺去獲取對於外在事物和外在世界的印象。換句話說，在我們人類的外求活動之中，心智或理性的活動，也必須不違背我們的感官經驗，才能獲得我們的採取和信賴。

可是這種注意感覺內容，重視感官經驗的趨向，在人生的認定和價值的選擇上，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由於我們著重感覺經驗，因此我們要求人生的許多追求落實到可見，可聞，可觸摸，可印證的外顯層面上。這樣的要求，倘若當做是種方法論上的條目，用來方便建立經驗知識，原來有它正面的貢獻。可是，如果把它當做是人生一切價值的指導原則，那麼就很容易演成注意外表，重視功利，講究權勢，追求感官享受的「人生哲學」。生命的意義變成存在於身外之物的追求，而不存在於人類自己內在價值的建立。生活的目的變成在於增進物質方面的豐富，而不在於致力精神方面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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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生活在二十世紀，躬逢其盛，看到西方文明的步步興盛，目睹西方勢力的節節擴張，感受到西方生活方式的樣樣逼人。許多人在這個外顯，外向，外求，外張的西方力量的強力衝擊之下，不自覺地迎合這種西方的潮流，採取這種西方的生活方式，追求這種西方觀念下的生活意義與人生價值。他們甚至暗地裏認為：西化就是現代化；要做一個現代人，就必須全盤採納西方的文化。

於是我們社會上呈現出一些觀念的衝突，價值的交錯，以及生活方式的格格不入。所謂「代溝」處處有之，所謂「適應不良」比比皆是。眼看這樣的雜錯紛亂，我們不禁要從新問起：我們應該選擇那一個方向，我們應該採取什麼的生活方式？甚至更進一層追根究底地發問：我們為什麼而活，生命有什麼價值，人生的意義在那裏？

恰巧二十世紀的末葉正好也是西方文明的困與敗跡愈來愈加顯露的時代。標榜理性活動，注重感覺經驗的外求文化，一味發展下來，慢慢顯現自身的偏頗與不足。在眼花撩亂的物質滿足之餘，人生表面看似一層歡樂的顏色，可是細心品嚐之下，又發現根底深處仍然隱藏著那拂拭不去的悲愴的生命的本質。於是人生的基礎問題又出現了，生與死的問題又變成了尖銳敏感的問題。

在這樣的文化自省的時刻，我們很容易追想我們自己原有的文化傳統，尤其是我們文化傳統中的價值取向和人生經驗。我們的文化理想標示著什麼樣的生命意義和人生價值？我們的祖先先人表現出他們所追求的是什麼，想成就的又是什麼？他們要為什麼而活，他們要為什麼而死？他告訴我們生的意義是什麼，死的價值又是什麼？這是在二十世紀末葉，這種文明危機的時刻裏，值得我們深思細想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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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基本上來說，東方的哲學思想所孕育出來的，不是一種外求，外向，外顯，外張的人生觀。不管是中國的哲學傳統也好，印度的哲學傳統也好，當落實到人生意義和生命價值的層面上時，兩者都是以建立我們內在的真實，做為其終究的鵠的，而不是以探索外在的真理，做為它基本的目標。由於這個緣故－由於這種根本的「哲學關懷」之差異，所以在東方人的人生哲學裏，我們所致力成就，努力以赴的，不是怎樣揭開宇宙的啞謎，怎樣顯露天地的奧秘；而是怎樣「成德」，怎樣「成佛」，怎樣「成聖」，怎樣「成人」。就是當我們在從事探討外在的「客觀真理」的時候，我們也往往不忘「主體價值」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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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以中國的哲學思想來說，由於這種成德的要求，由於這種安立主體價值的存心，因此我們對於人性的關注點，就與西方逈然不同；我們想要發揚的人生特質，也與西方大異其趣。

比如，傳統中國的哲學家所強調的，不是人性當中的理性特色，而是人性當中的道德可能。當然，在人生道德的建立和發揮之中，理性的成素佔有它不可抹煞的地位；可是，只從人類的理性，我們推衍不出道德行為的自發性；同樣地，只依據人類的理性，我們也無法證立道德價值的內存意義。因此，我們的先哲先賢不是著眼理性智能的發揮，來標示人類的偉大；中國的哲學智慧起於肯定人類的價值主體，從而指出人類的道德意識、道德觀念與道德感情的真實性。

這樣的哲學凝聚出一種內求，內立的人生觀。生命的意義在於建立我們內在的道德主宰，而不在於經營外在的客觀世界；人生的價值在於成全光明磊落的精神自我，而不在於擁有豐盛雜多的物質生活。所以，我們看到傳統的中國人，珍視內存的優美，甚於外表的綺麗，注重深藏不露的品德，甚於顯現外揚的技能。儘管在儒家的理想之中，完成「內聖」而外，還要追求「外王」，可是，為要達到外王的地步，首先要從內聖的功夫做起。這是中國的人生哲學重視內存、內立、內驗的一個典型的表徵。

注意修養，重視品德，著眼內存意義的培養，注視道德主宰性的建立，和道德感情的發揚，這些正是我們的人生哲學裏的精華；然而，它們也正是今日在我們的社會和在我們的（大眾）文化裏，愈來顯得愈稀薄，愈來變成愈脆弱的成素。在我們追求「現代化」的過程當中，我們似乎毫不思察，毫不考慮地，一味只在尋求「西方化」，而在我們追求西方化的過程當中，我們又似乎毫不留情，也毫不留意地，率先將我們的「人生哲學」加以西方化。我們可曾細心想過，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我們喪失多少固有文化的精華，我們引出多少文化敗落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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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我們的哲學不專注重人類智性的外揚，而更珍視人類精神的超越和內在品質的發揮，所以，我們往往並不強調「人是理性的動物」；我們所強調的是「人是道德的動物」以及「人是有情的動物」（甚至「人是多情的動物」）。事實上，在我們的人生理想之中，我們的道德心和我們的生命感情，兩者雖然可以區別，但卻不能強加分開。這就是為什麼在西方的哲學發展之下，知識與道德之間產生了不可踰越的鴻溝，理性和感情之間出現無法彌補的裂痕；可是在我們的哲學傳統裡，「心」要與「理」結合，「知」要與「行」合一。事實上，理性所加諸我們的難關，我們利用對生命的熱情去跨越它。所以，表現到我們人生的個別經驗上，我們講究合情，不只重視合理。我們將情與理，情與義，結合在一起。

這樣的人生態度也塑造出我們一種很獨特的對人和對物的關係。由於我們不是以冷冰冰的理性眼光看人，我們不只是把人看成一種對象，而是一種像我們自己一般的感情和道德的主體；我們不只以發掘探究，開發利用的精神對待萬物，我們還要建立一種物我之間的和諧和交融的境界。因此，人不只要在自然界中，求取生活的憑藉，我們更要欣賞自然，與自然合一；效法自然，從自然之中得到智慧和啟發。

這種生命的哲學，令我們養成更為開闊的心境和更加深遠的感情，也使我們在內心裏樹立一種堅強無比的道德力量，成了一個無法從外面加以擊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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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讓我們從死的價值，回看生的意義；藉以進一步襯托出中國的人生價值的特色。

從生物的層面上觀之，死亡等於回歸到一種無知、無識、無感、無覺的狀態。這原無什麼價值可言。可是如果我們進一步追問：我願意為什麼而死？那麼價值問題也就立即呈現，而且也附帶鈎畫出生的意義來。因為只有深知生命意義的人，才知道犧牲生命的價值；一味只求苟生怕死的人，不明白人生的意義。我們常說：死有重於泰山，死有輕於鴻毛；正是這個意思。

比較看來，中國人所歌頌的生命──以及其所讚美的死亡──不是基於事功的偉大和顯赫，而是由於道德操守的堅實和內在自我的不可擊破。中國人的英雄，往往表現出悲劇的生命結局，可是這正是我們所把握到的生和死的意義和價值。一個聖人的軀體，抵擋不住惡徒的刀槍；可是一顆聖潔的心靈，任何人都無法加以沾污；外物的一切盡是有成有敗，可真可假的表象；內心裏所建立的自我，才是唯一不可被強奪，不可被打敗的真實。所以，歷代的中國英雄，往往以犧牲生命去保全內在的自我；他們用肉體的死亡換取精神的萬古長存。從這個角度上看，我們就很容易明白，東方人為了發揚內在的真實，所表現出來的那種雖敗不降，死而無愧的生命情懷和道德力量。這裏顯現出死的價值，也標明了生的意義。

一九八○年十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