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沉思奇想中,走過草「木清華」,「自清亭」和聞一多的紀念塑像,不知不覺又走到一個隔著一片草地與古雅的大禮堂遙遙相對的一尊小石雕。那是舊時清華大學的畢業生贈送給母校的一座日規時計。石雕上除了以中文刻上「行勝於言」「庚申級立」之外,還附有拉丁文「FACTA NON VEBRA」和英文「CLASS 1920」的字樣。我從一九八七年初訪清華以來,一直被這一座古樸精緻但卻歷盡歷史風雨的石雕所深深吸引。以後每到清華,一定前往探望。一方面它是清華校史上的一件寶貴信物,令人見了尋幽懷古。另一方面,它雖然無言地矗立在那裡,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但卻以自己的軀體如實地反映出今日國內在管理、保養和修復古物方面的情況。
原來第一次見到這座日規石雕時,內心不禁湧生感嘆。它和許多歷史文物一樣,在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中,歷盡滄桑,顯然遭受一番無情的破壞。它雖然全由堅硬的花崗岩雕刻而成,但仍然抵受不住鐵錘的擊砍。它的身體給錘打斷裂,日規上的指針散落不見,連石雕上面的文字也被人挖鑿破壞。斷裂的身體勉強用水泥加以修補,散落的指針早已失了蹤跡。而最慘的還是那些文字。負責這座石雕的修復工作的人,顯然沒有徵詢過專家的意見,只憑剩下的痕跡紋理,就大膽地加以複刻。現在,那碑上的中文無誤,可是英文「班級」一字裡的「L」現在改刻成「

」,拉丁文的「實踐」一字中的「C」給刻成「G」,而「言說」一字裡的「V」刻成
「

」,另外「E」則刻成「

」!整個勸人力行而勿空談的字句,現在變成天書一行,令人看了搖頭歎息。
清華大學原是人文鼎盛的高等學府。它吸引聚集過多少文人和文科專家。現在校園裡還重建了王國維、朱自清、聞一多、吳唅等人的塑像和紀念碑亭。雖然經過五○年代的大學科系調整,文科的人才絕大部份遷往北京大學。可是我不相信現在整個清華校園沒有一位懂拉丁文的人。就算大家都智心理會拉丁文,那負責整修這座日晷的人,至少可以拿出預定重修的草樣,跑到近在咫尺的北京大學,向他們的專家徵詢請教啊!
可是,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五、六年的時光過了。每次我重訪清華,都會到校園裡散步,每次散步總會經過這座石雕。每一次經過,我總會望一望它四邊所刻的文字。這麼多年過去了,而那些錯刻的文字依然若無其事地突出在這座富有紀念性質的石雕日晷之上。
或許目前大陸的情況令人無法認真面對文物和古物。否則懷古念舊之心,很快變成傷痛悲淒之情。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一二十年間,為了吸引觀光旅遊,以及其他的經濟利益,全國各地到處整修古物和仿製古物,弄得許多本可令人思古懷舊的事物良莠不齊,以假亂真。許多大學為了吸引過去的校友──特別是多年前的老校友的回歸,更加積極地搬出歷史文物,整建校園,以達號召團結的目的。清華大學自然也不例外。不過,古事、古物、古風、古情雖然常常隱含著它的歷史意義和文化價值,但是必須經過適當的尊重保愛和闡釋發揚,這種意義和價值才能顯現出來,才能融會於當今的生活方式之中,產生積極正面的社會效果。相反地,如果一個國家只因為政治的狂熱,就不顧一切地打爛歷史舊物,破除文化上的古情古事。而今,只為了經濟上的利害關係,又急急忙忙地加以整理和仿造,不尊重原有的品質,不考慮所造成的社會人心的效應和歷史文化的功能,那麼這些復原的古物也就淪為膚淺的實用或點綴的工具。喚之則來,揮之則去。這樣的古物重建能夠產生什麼長遠的正面意義,發揮什麼深刻的積極價值呢?
這次趁郊遊之便,重上長城的時候,就看到一場令人泄氣的情景。長城旁邊小村小鎮的商業化自不待言,就連長城本身也在追逐觀光旅遊的利益熱潮中,不斷庸俗化和醜陋化。我們不但見到在長城的牆堞上插著五顏六色、沒有記符、沒有標幟的彩旗;更見有人穿著莫名其妙的仿製古裝,手持似是而非的仿古武器,似站崗非站崗地擺置在城垣上。這幾個人身材並不雄偉高大,精神也不飽滿振作,姿態更不端莊威武。他們行止散漫,隨便與人閒談,完全不知自己正在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這樣的穿插點綴、畫虎成犬,怎能表現萬里長城的歷史意義,發揮它的文化價值呢?我在想,這一定是什麼商家個體戶瞎搞亂作出來的賺錢花樣,一定不是有知有識的人所計劃出來的安排。說不一定遲早會被政府當局勒令禁止。
這類的現象雖然足以敗壞社會風氣,引起不良的社會效應,可是由於它本身不是一種永久性的建構,因此也就比較容易改良,比較容易清除,比較容易改弦更張,從頭做起。反之,有的事物一經建立,很快變成永久性或半永久性的建構。許多的建築物和社會制度就是如此。在這情況下建築創造的時候就得三思而行。
這次重訪清華,走在校園散步的時候,赫然發現一座以往未見的仿古建築突現眼前,觸目驚心,神傷不已。
數年前第一次來到清華大學時,曾經聽說校園裡原來保存有一座俗稱「二校門」的建築。那是滿清晚期所建的清華園的兩道宮門之一──大宮門的遺跡。門上還有在八國聯軍犯京時,與李鴻章一起前往參與議和,並在「辛丑條約」簽訂之際,被委為專使前往日本道歉的晚清大臣那桐所題之「清華園」三個大字。那道宮門遺跡的確是早年清華大學校園中,令人懷古憑弔的地方。它一定曾經吸引過早年清華師生的心情和目光,是令他們懷念回憶的古跡。可是當文化大改革命的狂潮席捲大陸時,在胡亂的「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和舊習慣)的浪淘中,那座富有紀念性質的小校門卻給當成一文不值的舊事物而遭打爛敲毀。聽說那時候紅衛兵驅趕著一大批清華的教職員,從事敲打破壞和搬走磚石殘塊的工作。遇有不如其意,就無情地動用皮鞭抽打。有一位老教員就在這樣挨苦受辱之下,負傷成疾,最後不治而終。這是一個多麼慘痛悲哀的事件。我們照理應該怎樣教育下一代,應該怎樣提醒世人的關注,才能令人記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訓,重建出一個比較文明的社會,改造出一種比較理性的國度,塑造成一種比較健康的人性呢?
而今,只見到一座似真似假的仿古拱門矗立在那兒。它的設計雖然盡量仿古照舊,可是它的材料一定趕不上原來的品質,看來它的施工大概也不如舊有的精緻。不但如此,在這座仿古宮門的建築上竟然仍舊寫著「清華園」、「宣統辛亥」和「那桐」的字樣。天啊,二十年前那段悲慘的血淚史呢?我們為什麼這樣隱惡容惡,為什麼如此含冤茹怨,為什麼百般飲恨吞辱?今天,為什麼要整修舊朝的宮門,除非為了要教育下一代?為什麼要再建這座用來裝飾點綴,位居校園中間的「二校門」,除非為了要將它奉獻給當年受苦受難的人?
文化大革命的瘋狂暴戾已經是二十年前的事。然而它給中國大地和中國人民所帶來的傷害,卻似乎久久無法康復痊癒。加以三四年前的天安門事件,軍隊以武力鎮壓學生的民主運動,仍然在人們的心靈裡留下淒苦沉重的烙印。所以儘管為了爭取主辦二○○○年的世界運動會,而大力宣傳開放;為了吸引外界的同情相向,而普遍搬出仿古的事物,連繁體字也不正不順地重新出籠了。可是歷史的大風大浪不僅帶來驚人殘酷的破壞,它更隱涵著對於歷史文化,對於社會政冶,對於人性人情等等的深沉警告。人類在經歷這種摧殘破壞之後,必須能夠靜心沉思,忍痛改過,才能免於再蹈歷史的覆轍,令中國免於長久在錯誤的軌跡上徘徊循環。
許多人都擔心中國的貧窮,令現代化的步伐不能暢順昂揚。可是,我們更應該關注中國人民一般的民智低落,使整個國家不能毅然決然地抽身脫離落後的狀態,從容堅定地走出文化的糾纏和歷史的迷亂。從這個觀點看,今天中國最重要認真進行和全力以赴的實在莫過於教育的事業。對於中國的現代化以及中國未來的命運來說,教育至上,教育第一。只有當全國的層層教育推行有功,人民才能有智有識。有一天,中國能夠深厚地藏智於民和藏識於民,這樣的國家自然實力充沛,創發性強,適應力高。這樣的國家自然能夠輕易走出標語和口號社會的規模。這樣國家的人民也就不再容易隨便臣服於宣傳的魔力,聽信浮詞空言的擺佈。這樣想來,外界的努力發動來資助大陸興學校辦教育的「希望工程」,實在具有它深遠積極的意義。也因此外界的學人撥冗前來交流講學,對社會的前景也具有正面的價值。
這次前來清華交流講學,停留的時間較短,因此所進行的學術活動也略為緊縮。除了在清華校園進行一次公開演講,並到中國社會科學院進行一次院內的學術討論而外,只和清華社會科學系的教員研討聚談一次,並和一小群研究生非正式的談論了一次。關於在清華的公開演講主題,我擬了兩個,供主辦人士選擇。他們挑選了「記號行為與人類認知」,而捨棄「記號•意義與人性」。大概有關人性的討論,目前還是一個敏感而不宜隨便觸碰的區域。
前來大陸交流講學之間,最令人引以為喜,深以為慰的,大概就是見到不少青年學子認真向學,孜孜不倦。每次演講之後,發問和討論都十分熱烈。在清華大學如此,在社會科學院也是如此。這是未來學術界的希望。可惜自從提倡開放以來,開放運動大都只局限在經濟的領域任意失控地發展。現在社會上普遍地「經濟掛帥」,許多人無知無識,有時甚至無情無義地「向錢看」。就連教育機構和學術機構也在現實的壓力下,被逼要去「創收」生財,開闢經費來源。這幾年來,有不少的傑出才幹棄學從商,令學術界流失了大批的生力軍。這又是未來中國學術大地裡的絕大隱憂。
所以每次走訪中國大陸,放眼身邊發生的現象,沉思親歷其景的經驗,總是令人既喜又憂,喜憂參半。什麼才不算是盲目的歷史的反動?怎樣做才算是合理的文化拓展和開明的社會建設呢?
近乎一個星期的學術訪問很快地過了。我還偷閒遊歷了北京郊外那風景優美,山水秀麗,可是已經開始商業化、粗俗化和散見人造污染的巍巍山峽和淼淼水庫──龍慶峽。途中也重登長城,看到似在整修的居庸關。可惜到處沒有妥善計劃,亂出旅遊觀光奇招。我更趁此次訪問的地利之便,首次參觀了北京大學。北京大學至今仍然門禁森嚴。可是一經進入校門,也就自由輕鬆。走在校園裡,看見許多舊有的建築都因年久失修而殘破不堪。可是細看那些久經歲月的雕樑畫柱和朱門墨瓦,掩映在青翠的古木之間,令人不禁嚮往昔日「燕京大學」的風韻和姿彩。
當然,每次來訪最令人難忘的總是同行同道們的盛情。我雖然不敢對他們多所打擾,也不願勾起他們舊時的哀怨和往日的傷懷。不過他們總是在辛苦忙碌之中,多方面的引導和幫助我,令我的訪問順利進行。偶爾遇到我水土不服而感覺不適,或者人地生疏而不知如何辦理種種手續時,他們更加不避煩瑣,鼎力相助。如今,我已來過清華幾次,照理應該懂得自己來,自己去。可是他們仍然照舊安排接機和送機。
清華大學位於北京西郊,要到北京以東的機場,中間有段長長的路。這次照舊有一位教員和一位研究生陪我一道乘車前往機場。在車上,我們總是閒談一些比較輕鬆的事。我自己對兩岸三地的語言歧異深感興趣,尤其對三地之間的語言習慣之相互影響更覺好奇。這位同行告訴我最近在年輕人之間,流行說「侃大山」(我有點懷疑原來是不是真的是這個「侃」字。本來是口語的,轉成書面語時,可能給人「文雅化」),意思的約略等於三十多年來流行於台灣的「亂蓋」。但是這個詞並沒有登上大陸的口語舞台,反而有一個原來日文的詞,在台灣普遍使用之後,現在傳播到大陸,正式流行起來。原來日本人使用「台」字作為單位詞(量詞),來計數像車輛這類的機械物品。台灣人在日語的影響下也跟隨使用。在台灣,有很多人都愛說──尤其是講台語時──「一台車」、「一台電視」和「一台電腦」等等。這樣使用的「台」字,不像「一台戲」似的,並非傳統中文用法。可是那樣的用法現在已經廣泛流行於大陸,逐漸要變成中文正式用法的一部份。(不過,在大陸電腦叫著「電子計算機」)。更有趣的是香港的廣東話對大陸的中文用法的衝擊。比如,由可可子烘烤製成的糖果,在大陸和台灣都稱為「巧克力」。可是,在香港人們根據英文粵音,叫著「朱古力」。大陸開放之後,外邊的商品擁入。據說曾有一段時間,大陸的人將舶來品,素質良好的巧克力,叫著「朱古力」;平常一般的,仍叫「巧克力」。一物而二名,但是區分的標準未免太過勢利。比這個更加好玩的是「計程車」(出租汽車)和與它有關的一些詞語的有趣用法。香港人使用粵語英譯,將計程車稱為「的士」(粵語讀音)。大陸上的人,不知是好奇或是好玩,也將這個詞引進國語,不再以粵語發音使用。不僅如此,由於在國語裡頭,「打」這個字具有極為廣泛而又活潑生動的用法,因此有人靈機一動,也就將台喚計程車稱為「打的士」,簡化為「打的」。到此為止,在創造新詞的過程中,已將中文的構詞方法推展到一個危險的極限。然而,這卻仍未完結。大陸把一種長型閉體,可以乘坐多人的車輛叫著「麵包車」。這種車可以用來充當計程車,負載較多的人。這類的計程車順理成章自然給人叫著「麵包的士」,以顯時髦。於是召喚這種的士成了「打麵包的士」,簡稱「打麵包的」。再進一步簡化,就成為了「打麵的」。這個詞語乍聽起來實在令人摸不著頭腦。不知「打麵的」和「打水」、「打飯」、「打酒」、「打麥」、「打魚」等等,是否屬於同一類型的動作。這還不止,更令人驚心的是,大陸善用簡體字,把「麵包」一律寫成「面包」。因此「打麵的」也就成了「打面的」。可驚的是「面」和「臉」具有同樣的意思,讀到「打面的」真害怕所打的到底是什麼!
當然這只是個笑話。說些輕鬆些的笑話令人不覺旅程的遙遠。只見車窗外,高高的樹排空倒退而去,車座間,笑聲話語連綿。大約一個鐘頭的時間,終於到了機場。
依依話別之後,順利進入機場航站的通關管道。北京機場的旅客出境處比以前寬敞一些,也光潔明亮一些。不像八七年第一次來訪北京要離開時,一大群出境的旅客擠壓在一個小小的大廳入口,水洩不通,進退兩難。不過直到現在機場旅客的疏導業務仍欠高度協調,辦起事來總離不開一個「等」字。首先排隊等著進入海關,接著又等著航空公司的登機排位手續,再等經過邊防檢查,還要進一步等待安全檢查。上等下等,左等右等的背後,顯然是辦事效率不高,作業協調有待改進的緣故。
這幾年來,北京的國際機場的管理已經有了一些改善──大陸的話稱為有了「一定的」改善,可是比起外面許許多多的國際機場,它仍舊顯得頗為落後。今天,中國正在努力創造良好的國際形象,當然需要更進一步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努力改善社會上各種各類的經營手法和服務品質。
談起小處著手,機場的經營和服務就是一個顯明的例子。
當我隨著其他旅客辦完邊防關卡的出境手續,接著就是一片商店購物區。我見到有文房四寶和扇面、印右等陳列一隅,因此走了過去。可是文房的櫃台並沒有人看守。我問了旁邊另一櫃台服務人員。她卻只是冷淡而簡單地回答我說「沒有人」,也就算是了事。後來還好問了賣鼻煙瓶的一位男子,他才由旁邊酒吧的櫃外,找來文房櫃台的服務人員。原來工作時間也可以隨處去走動閒談。我因對陳列出來的一種套筆產生興趣,所以耐心等待那位服務人員姍姍而來。可是細看之下,每一組套筆至少有一枝筆桿有著裂痕。如此品質的東西陳列在那兒,不是一種反宣傳嗎?
過了安全檢查,走到旅客候機室休息的地方。只見一幅大標語高高懸掛著,它寫的是「中國的機遇,北京的榮譽」。英文是「A Chance to China, an Honor to Beijing」,還附有法文。意思不甚明確,不知是不是「開放的中國盼奧運」的另一訴求?
候機室仍然是那樣狹小而擁擠,面對日益繁忙的國際交流,中國顯然還有一段長長的路要走,才能應付二十一世紀的要求。
(一九九三年殘稿,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補寫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