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坐老王的三輪。他登，我坐，一路上我們說著閑話。
據老王自己講：北京解放後，登三輪的都組織起來；那時候他“腦袋慢”，
“沒繞過來”，“晚了一步”，就“進不去了”。他感嘆自己“人老了，沒
用了”。老王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因為他是單幹戶。他靠著活命的只是一
輛破舊的三輪車；有個哥哥死了，有兩個侄兒“沒出息”，此外就沒有什麼
親人。
老王不僅老，他只有一隻眼，另一隻是“田螺眼”，瞎的。乘客不願坐他的
車，怕他看不清，撞了什麼。有人說，這老光棍大約年輕時候不老實，害了
什麼惡病，瞎掉一只眼。他那只好眼也有病，天黑了就看不見。有一次，他
撞在電杆上，撞得半面腫脹，又青又紫。那時候我們在校，我女兒說他是夜
盲症，給他吃了大瓶的魚肝油，晚上就看得見了。他也許是從小營養不良而
瞎了一眼，也許是得了惡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後者該是更深的不幸。
有一天傍晚，我們夫婦散步，經過一個荒僻的小胡同，看見一個破破落落的
大院，裡面有幾間塌敗的小屋；老王正登著他那輛三輪進大院去。後來我坐
著老王的車和他閑聊的時候，問起那裡是不是他家。他說，住那兒多年了。
有一年夏天，老王給我們樓下人家送冰，願意給我們家帶送，車費減半。我
們當然不要他減半收費。每天清晨，老王抱著冰上三樓，代我們放入冰箱。
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價相等。胡同口登三輪的我們大多熟識，
老王是其中最老實的。他從沒看透我們是好欺負的主顧，他大概壓根兒沒想
到這點。
“文化大革命”開始，默存不知怎的一條腿走不得路，我代他請了假，煩老
王送他上醫院。我自己不敢乘三輪，擠公共汽車到院門口等待。老王幫我把
默存扶下車，卻堅決不肯拿錢。他說：“我送錢先生看病，不要錢。”我笑
說有錢，他拿了錢卻還不大放心。
我們從幹校回來，載客三輪都取締了。老王只好把他那輛三輪改成運貨的平
板三輪。他並沒有力氣運送什麼貨物。幸虧有一位老先生願把自己降格為
“貨”，讓老王運送。老王欣然在三輪平皮的周圍裝上半寸高的邊緣，好像
有了這半寸邊緣，乘客就圍住了不會掉落。我問老王憑這住主顧，是否能維
持生活。他說可以湊合。可是過些時老王病了，不知什麼病，花錢吃了不知
什麼藥，總不見好。開始幾個月還能扶病到我家來，以後只好托他同院的老
李來代他傳話了。
有一天，我在家聽到打門，開門看見老王直僵僵地鑲嵌在門框裡。往常他坐
在登三輪的座上，或抱著冰傴著身子進我家來，不顯得那麼高。也許他平時
不那麼瘦，也不那麼直僵僵的。他面色死灰，兩只眼上都結著一層翳，分不
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說得可笑些，他簡直像棺材裡倒出來的，就像想
像裡的僵屍，骷髏上繃著一枯黃的乾皮，打上一棍就會散成一堆白骨。我吃
驚說：“啊呀，老王，你好些了嗎？”
他“嗯”了一聲，直著腳往裡走，對我伸出兩手。他一手提著個瓶子，一手
提著一包東西。
我忙去接。瓶子裡是香油，包裹裡是雞蛋。我記不清是十個還是二十個，因
為在我記憶裡多得數不完。我也記不起他是怎麼說的，反正意思很明白，那
是他送我們的。
我強笑說：“老王，這麼新鮮的大雞蛋，都給我們吃？”
他只說：“我不吃。”
我謝了他的好香油，謝了他的大雞蛋，然後轉身進屋去。他趕忙止住我說：
“我不是要錢。”
我也趕忙解釋：“我知道，我知道－－不過你既然來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他也覺得我這話有理，站著等我。
我把他包雞蛋的一方灰不灰、藍不藍的方格子破布疊好還他。他一手拿著布，
一手攥著錢，滯笨地轉過身子。我去給他開了門，站在樓梯口，看他直著腳
一級一級下樓去，直擔心他半樓梯摔倒。等到聽不見腳步聲，我回屋才感到
抱歉，沒請他坐坐喝口茶水。可是我害怕得糊塗了。那直僵僵的身好像不能
坐，稍一彎曲就會散成一堆骨頭。我不能想像他是怎麼回家的。
過了十多天，我碰見老王同院的老李。我問“老王怎麼了？好些沒有？”
“早埋了。”
“呀，他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死的？就是到您那兒的第二天。”
他還講老王身上纏了多少尺全新的白布－－因為老王是回民，埋在什麼溝裡。
我不懂，沒多問。
我回家看著還沒動用的那瓶香油和沒吃完的雞蛋，一再追憶老王和我對答的
話，捉摸他是否知道我領受他的謝意。我想他是知道的。但不知為什麼，每
想起老王，總覺得心上不安。因為吃了他的香油和雞蛋？因為他來表示感謝，
我卻拿錢去侮辱他？都不是。幾年過去了，我漸漸明白：那是一個幸運的人
對一個不幸者的愧怍。
楊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