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喜悅

人類的生命有許多層次，個體的生活呈現種種不同的面相。對於一位你所喜愛和尊敬的人，你用甚麼方式來祝賀他六十歲的生日呢？

他的妻子一定有她親愛的方式。

他那兩個長大的兒子自有他們感激的祝福。

他的學生決定編印他平日關心世間人事而發的情與理的短文和演說。

而我，一個認識他二十年的同事和朋友，常常因為接近他而感受到一份光和熱，希望在這裏輕輕地描寫一種內心的喜悅──一種做為他的同事的喜悅，一種做為他的朋友的喜悅，一種做人的喜悅，一種人性的喜悅。

1.

其實，我並不知道哪一天是沈宣仁先生的六十生日。因此，並沒有在他面前表示慶賀。其實，他和我並沒有這一類的私人過從。可是，正好像其他喜愛他和尊敬他的人一樣，從他那兒感染而來的人生的光和熱，並不是起於私下親密的交往。那一份令人振奮的喜悅類似比賦相知的愉悅，好比不待言傳的互通相信的欣喜，也好像沒經約定而竟然同步共調的興奮：像是不約而同的理的追求，宛如相形益彰的情的互證。那是令生命的愛好者和人生的追求者覺得有光在前導引，有熱溫暖心懷的喜悅。美好的人生不就是情和理的藝術展現？有意義的生命不就是理和情的巧妙安頓？情和理的喜悅不正是生命的喜悅？那不正是人性的喜悅？

2.

沈先生是位基督徒。

今天，在科學和科技主導學術方向，而消費主義和享樂思想又霸佔一般社會潮流的時代，要當一個令人喜愛而又令人信服的基督徒，實在是件不大容易的事。他除了要真誠信仰上帝之外，還得在信仰之間，具有批判的精神和開朗的心態；他除了要愛神而愛人，還得要愛人而愛神；除了要敬神而擇善固執，還得要擇善固執而敬神；除了要畏於神而追求真理，還要因真理而不畏於神；他除了「吾愛世人，吾更愛上帝」之外，還要「吾愛上帝，吾更愛世人」；他除了要在「一切榮耀歸於上帝」的歡呼聲中，接受上帝的拯救之外，還要在「上帝已經死亡」的宣判聲裏，捨己拯救上帝；他除了要因敬而生愛，還要因敬而割愛；除了因愛而有畏，還要因愛而無畏；除了敬神而責己，還要愛人而責人。除了自信，還要謙卑；除了進取，還要知足。

多麼不容易！在這個科學和科技的時代，在這個工商主導和消費享受至上的世界，要做一位虔誠的基督徒，要做一位真真正正的基督徒。

有一些人，你接近他多年，仍然不知道他原來是個基督徒。那可能是一種隱藏式，有時不欲人知，有時略帶不好意思，甚至有時略帶歉意的基督徒。另外有一些人，你明知他是基督徒，但是，多年來卻沒有感受到他那裏散發而來的上帝的光和熱。這大概是一種「至善止於自己」、「至真止於自己」、「至愛止於自己」的基督徒。但是，在過去二十年的交往認識之中，沈先生給我的印象卻完全兩樣。

記得多年前，在一次給學生的小小演講會上談及他時，我曾經玩笑道：「沈先生甚麼都好，就是講話聲音太大！」引起一陣大笑。的確，他的聲音比甚麼人都宏亮，不管是說電話，講課或開會發言：和他一起開會，聽他發言，即使內容枯燥，聲音也會振人心弦。和他隔壁講課，除非你也振作精神努力提高嗓子，否則你的學生一定兼獲他講的內容，甚至轉而改聽他的課。萬一你的辦公室與他的比鄰，那麼他所講的電話內容一定完全與你分享！(我們現在都知道他怎樣在電話裏稱呼沈夫人，使用那一種聲調和頻率──像軍隊點名一樣。聽他電話──包括「旁聽」他電話的人，要保持心湖平靜，精神不為之一大振者，實在差點沒變成「邏輯上」的不可能！)可是，最要小心注意的卻是你也要在這時候講電話。你最好設法訓練自己的注意力，心無旁騖，不要辜負你的對方。你更要放大聲量，干擾清晰宏亮的「沈氏之音」，而且切記不可對著電話停頓太久，不然的話，他的聲音變成你的信息，你的對方可能在不知不覺之間，轉而和他交談對話去了。

沈先生就是這樣：凡開口必定理直氣壯，凡講話一定聲音宏亮。我想他一定是胸懷坦蕩，心地光明；或者專談正事，不涉隱私；或者言之成理，信心十足；或者言之有情，滿懷真摰；或者大公大義，不偏不倚；或者力求功效，不允拖泥。總之，和他一起做人做事，單純清澈，磊落透明；無需低聲私語，不必轉彎抹角。這真是人生的喜悅。我在想：他從那裏獲得這份堅定而不動搖的自信呢？想來想去令人想起他所信仰的上帝。

我自己不是基督徒，也不知上帝是否存在。可是每當我接觸到像沈先生這樣清新可喜的信徒，從他那裏感受到一份生命的光和熱，我就不禁思想那種生命的高貴品質起源何處。當我在人類的生命中，體驗到神性的影子，我也就更明白至真、至善和至愛的可能。這時上帝是否存在已經不再是問題的核心──只要我們見證了一個一個可愛的生命正在放射那種至真的光，正在發散那種至善的熱。當我們體驗到至愛流傳人間，我們何事尋求追根證明？

3.

令人感動欣賞的是，沈先生不僅是一位信心十足的人，他更是一位萬分謙卑的人。
大多數的人的謙卑來自傳統的品德修養。有些人甚至基於無可奈何的向人認同取向。可是一個充滿自信的人，尤其是一個中國傳統意義下的知識分子和「讀書人」，很難不在老是以天下自許，總是以濟世為己任的胸懷中，跌落在「文人」精神一飽滿，還未自問是否博學多能，就搶先彼此「相輕」的習性裏。有些甚至更進一步，對自己同類的讀書人則低貶輕視，對外邊異類的權勢則卑下謙恭。於是謙卑不再是美德，它轉而淪為取寵進階的工具。

今天，時代改變了。我們已經不必再跌落古老的窠臼。現在，我們普遍看到一種不斷進取，不甘後人的精神發揚；甚至在見證了只見自己，不顧他人的行為表現。在這樣的潮流風氣之下，一個信心十足的人為甚麼仍然謙卑視己，虛懷待人呢？

跟沈先生有過來往的人一定知道，他雖然不是個輕易附會「自己」傳統的人，但是他卻真誠而虛心地尊重「他人」的傳統。他自己所做、所思、所願、所行，顯然是傳統中國知識分子(讀書人)的一個小典型。我相信他也能深深地以此自許、自勉和自豪。可是他卻一點都不拘泥於自己對中國讀書人所持的概念內涵。記得二十年前，我正準備前來香港，第一次與沈先生見面。那次我們談論很多事情，包括大學的通才教育和中國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和時代處境等等。在談及中國的讀書人的時候，我頗感訝異，聽到他說：傳統的讀書人都寫得一手好字，從這個標準看，自己就不算是一個(標準的)讀書人。沈先生就是這樣的自省、自覺和自謙──他那時甚至連「標準的」三個字都沒加進去。事實上，他的中文書法並不像他自己想像的那麼差(而他的英文書法則剛勁挺拔，龍飛鳳舞，全校無雙──像他的摺紙創作一樣)，絕不像時下許多人那種不顧筆畫、不照筆順、不講結構、不理美感的盲目自繒自創。可是每逢比較正式或比較重要的場合──比如他的小書上的題名、他的摺紙創作展的標語，甚至他辦公室門前比較長久性的告示，他都請人代筆。他的自謙來自他對於他人的賞識，他的虛懷起於對於外界客觀標準的尊重(雖然他自己一定不同意)。在今天這種「絕對主義」已被打爛地上，「權威崇拜（幾乎成為道德罪狀的時候，多少人全心全意地擁抱著形形色色的「相對主義」和種種不同的「多元主義」，並且盡量將這類思潮和觀點拿來令其為己而立和為己而用。可是，沈先生卻努力在尋求不是可以由自己意志所左右的真實，他謙虛地尊重那些存在於個人意願之外的客觀。

不僅在平日的為人與處世裏如此，三十年來沈先生對於生命中的每一件重要的事：宗教信仰、教育理想、學術與學界發展以及社會前途和國家政治的問題上，也莫不秉持這樣的虛懷與謙卑。二十年來，我在公事上有時與他意見相左，做法互異。他經常容忍含蓄，克己求全，對於別人的抵觸和冒犯，不以為忤，包涵接納，絲毫不影響事後的溝通瞭解和通力合作。所以能夠如此，想來主要是因為他的謙卑與含忍，絕非自己的合理和正確。

沈先生對自己信心十足，但卻一點也不自以為是。這一點在他處理公務的態度和做法上，表現得鉅細靡遺，淋漓盡致。本來他因為性情純真，不善交際，而且坦白率直，難敵糾纏；因此總是不願意擔當難以擺脫「官僚」習氣，容易介入「政治」爭論的高層公務。可是由於他的公正無私和認真奉獻，別人又不斷要把他推向高層的領導職位。二十年前我初到中文大學時，崇基書院(正式名稱是崇基「學」院)仍然自己有它教學的科系單位。那時沈先生擔任崇基書院的文學院院長。記憶所及，那時他常常為了決定教務上和人事上的事，走來商議討論，徵求意見。記得有一次，他連自己寫就的助教職責規定，都拿來一起討論。就從這時候──我加入中文大學之初開始，我不斷有機會在他面前表示對學校公務的意見；也從這時候開始，我發現他虛懷若谷，容納異己。

二十年前的祟基書院，師生關係遠較現在密切，其他人事也比較單純。因此我猜想這段日子是沈先生從事學校公務生涯中，精神最感愉快的時候。他除了熱心教學，認真行政之外，最令人難忘的是在崇基書院創建了書院通才教育的一套有系統的課程──稱為「綜合基本課程」。這是日後中文大學的通才教育(正式名稱為通「識」教育)的先驅。

後來中文大學在教學行政上採取統一的體制，所有書院各自的科系分別合併集中，形成一個中央統籌，甚至中央集權的大學(直到最近，大學發展得龐大了，為了激發主動性和創造力，又開始進行學院──不是書院──的「地方」分權)。那段時間，沈先生秉持自己的教育理想，繼續熱心致力於書院的通識教育，在人力資源難以自然調配的情況下，努力不懈，慘澹經營。他經常超時工作，不辭勞苦，事無大小，親作親為。一心相信人際交往比較融洽，師生關係比較密切的較小規模的書院，在整個大學教育的環節中，具有獨特的作用和不可輕易被取代的貢獻。他相信足以充當未來社會棟樑的有知、有識、有志、有才和有情之士，不是只靠無需講究品德教育，不必強調人格培養的龐大高等學府所能獨立造就出來的。三十年來，沈先生是為了這樣的教育理想，不計成敗，全心投入。他是中文大學正視書院價值，倡導人格和品德教育的典範。

中文大學變得龐大複雜之後，沈先生一方面不改初衷地繼續熱心教育，另一方面卻視高層行政公務為畏途。但是，有理想、有見識、有熱情的人不起而領導，誰來領導呢？因此，六年前，在他不情不願之下，大家公推他為大學文學院院長，擔當那經常繁重而又有時惱人的行政職務。

沈先生在位的三年之中，為大家樹立了一種清新可喜的榜樣。他既不過分「無為」，也不過分「有為」；他只計較公理，全不理會私情；他自己說話大聲宏亮，也不聽別人低聲私語；他開朗，公正，熱心為人服務，但卻謙虛聽人意見。這樣的三年帶給文學院祥和的正氣和穩定的發展，可是卻為他自己增加多少無眠的日子，平添無數銀灰的髮絲。

辛苦的三年過後，他以為可是卸下滿肩行政公務的重擔，專心從事教學的工作。沒想到，不久大家又違反他本來的意願，將他推上崇基書院院長的職位。他又轉入另一個行政公務的高峰，繼續為大家辛勞奉獻。沈先生真辛苦，可是我們大家真有福。

在人生的旅途上，感動人的常常不是深奧的道理，而是鮮明的榜樣。和他共事二十年，沈先生像是走在前面的光，發散著激勵人心的熱。我常常以他為借鏡，拿他當典範。所以，三年前我開始接替他擔任文學院的職務以來，時時以他為榜樣，反求諸己。我常常反躬自問：我有沒有像他一樣公正無私？有沒有像他一樣光明磊落？有沒有像他一樣謙卑視己？有沒有像他一樣虛懷待人？我會不會敗壞他所建立的優良品質？我有沒有將他的精神進一步發揚？我的作為是否得他贊同？我有沒有令他失望？

走在人生的路上，有人在前面開路指點，引導方向，這是人生的幸運，也是生命的喜悅！

4.

沈先生是位極端認真的教師。他不但在教學上熱心投入，全力以赴，而且更視教育為終身職務──是他生命裏最基本最重要的人生責任。他絕不基於任何原因而忽視教育，也決不讓任何理由妨礙他的教學活動。所以，他不僅在平日教學的實施與策劃各方面一馬當先，任勞任怨；就是在他擔任行高職，忙於計議規劃，帷幄運籌的時候，也不忘教學活動，更不輕易因此減輕自己的教學負擔──有時，由於學生的需要或是系裏調配安排上的困難，額外增加自己的教學負擔。有這樣的榜樣在身邊，我們兼任公職的人誰敢隨便奢求減輕自己的教學負荷，而那些身無兼職的人，誰又敢輕易放棄教學的職責？

崇基書院的校訓是「止於至善」。沈先生自己就是一個完美主義的榜樣。他待人寬，但卻責己嚴──對於自己所做的事，總是一做再做，一改再改，尋求至善，追求完美。

記得二十年前，我就獲悉沈先生講課之前必定準備講稿，而且每次重教該課之前，一定重新改寫。歲歲如斯，年年依舊。所以，十多年前我開始建議他將課程講稿加以整理，送去出版，公諸同好，加惠學子。我空等了好幾年，終於忍耐不住。於是在十年前，認真地和他說定了出版計劃，「規定」他三年內交卷。可是一年又一年過了，他繼續開課，繼續修訂講稿，但他卻仍然對自己的寫作不感滿意，不能定稿。他寫了十個三年，現在還在繼續求善求美；而他的學生早己搶先要在一年之內出版他三個十年的情的言論和理的短文了。沈先生忙於公務，忙於教育，忙於關學生的學業和品德，忙於關心社會的正義和政治的合情合理，但卻忘了照顧自己的寫作和出版。

沈先生熱心教育，在教學上認真投入。但他的一切努力全都基於他對學生學業發展和品德增進的情和理出發。他對學生態度和善，但卻要求嚴格，他關懷學生，但卻不縱容放任。他更不製造友善來討好學生，不假借民主平等放棄了為人師表的責任。

三十年來，沈先生熱心教育，諄諄為師的模範。可是他卻一點都不獨斷孤行，剛愎自用。相反地，在為人上，他總是通情達理；在學問上，他更是謙虛持重。記得多年前，中文大學仍然推行「學位試」制度，各科學位試卷集中會閱的時候，他總是將自己評閱給分過的試卷再交第二評分人獨立再評閱過──儘管那時大學已經傾向由任課教員獨自評閱自己的卷子。沈先生做任何事全都不肯閉關自守，不會自以為是。

沈先生非常尊重學術上的傳統和習慣。多年來不斷教導學生書寫論文必須注重已有的格式，提倡為學要尊重普遍建立的傳統(他甚至為此寫了一本指導學生寫作學術論文的小書)。不僅如此，他提倡中國傳統知識分子(讀書人)的精神和品德，並且在崇基書院每年為新生講解討論此事(他也為此編輯了一本書)。在提倡良好的學術風氣，在引導注重學術品德上，沈先生不僅躬親力行，諄諄教導，並且更在細事小節上，努力不放，堅持到底。記得多年前，有一次在學生呈交的學期論文中，有一份懷疑有抄襲之嫌，但卻苦無證據。沈先生自己雖有滿屋充棟的中西圖書(其數量之多，我們無人能出其右，而且他夫人又是專業圖書館人士──是以前祟基書院的圖書館館長)，可是也無法查到端倪。然而，沈先生還是相信自己的經驗與直覺，繼續到學校的圖書館去翻查求證。翻查了四天，終於在一本不很顯眼，不甚重要，在學界不受注意的書上，一字一句地找到了抄襲剽取的確切證據。在一個機構裏，有像沈先生這樣的榜樣，他的同事那一個好意思荒疏職守，敷衍塞責？在一個學校內，有這樣的典範，他的學生又有那一個敢不認真功課，潦草人生？

沈先生是一位默默耕耘的人。他專心關注大原則和大情理；沒有時間和精神理會自己的私心私務。面對公家大事如此，對於生活小事亦復如是。記得有一年他休假離港，期間辦公室有些變動。不知怎的，等他銷假返校時，他原來的大辦公桌被移走，交給兩個助教使用，他自己剩下一張擺不下多少書本和文具的小桌子。那張被佔用的大辦公桌是他擔任崇基書院的文學院長以來就一直使用的桌子，兩頭都有抽屜，可供兩人對坐辦事；而他現在「分配」到的，是張連助教都嫌太小的桌子。起先我們也沒發覺此事。有一天，我認出他原來的桌子擺在助教的房間，跑去問個究竟。沈先生也不明就理，可是卻輕鬆地說：沒有關係，也許助教更用得著。他考慮到助教，但就沒想想自己。這時我才發現原來他坐的是一把破爛不堪，大概也是別人不要的椅子。後來我們終於提議事務員為他去請購，沈先生才又恢復比較像樣的辦公家具。這是好幾年前的事。現在每逢聽到同事辦公家具還好好的，只因自己不喜歡就想更換的時候，我就想起沈先生，想起他所樹立的榜樣。

在公務大事上，沈先生也同樣地只是一心秉持自己的教育理想和辦事原則，不計成敗，默默耕耘──尤其不計慮一己的得失，不理會個人的利害。

三十年來他提議書院式的通材教育和完人教育，不辭勞苦，不遺餘力。可是隨著時代的改變，社會的轉型，文化的更異和大學本身的發展，他的大學教育理念顯得愈來愈需要更多人力、物力和財力的投資，需要在造福後代，百年樹人的長遠眼光和一般共識下，才能確切落實，認真推行。可是在今天這個講究短期效益，注重立竿見影，宣揚可量化的成果的時代，有多少人能夠依然秉持樹人化育的長遠理想，而不你追我趕地忙於製造眼前效益，編織可見成果，興風作浪，推波助瀾地極力講究教學工作的學府，推向宣揚學術研究的地方？今天有多少人已經不再把大學當作培養人才的園地，而將它轉變成高級知識的製造工廠，以及先進學術的加工區和包裝地？

面對這類的困境，沈先生依然一本自己的教育理想，默默耕耘，熱心投入。不灰心，不放棄。三十年如一日。三十年的情與理，三十年的光和熱。

每一個人都是人生的榜樣──好榜樣、壞榜樣，或是無關緊要的榜樣。好榜樣激勵人心、壞榜樣遺害人性。每當我想起在同事之間，在朋友之中，甚至在同類之內，有著清新可喜的人生榜樣時，我就感覺到一種生的滿足和活的意義。那是一份人生的喜悅，那是一份生命的喜悅，那是一份人性的喜悅。

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