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校對

何秀煌著。《傳統•現代與記號學──語言•文化和理論的移植》,東大圖書公司,台北,民國八十六年八月。

歷史的「詮釋」和歷史的「還原」
──對於「宜蘭研究」的一些思考

何秀煌


0.前言──「宜蘭研究」的情思
世界上有無窮無盡的問題可供我們發問,人世間有不計其數的題材可供我們研究。但是,每當我們發問一個問題,或是投入心思去研究某一題材的時候,我們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根據某些原因或理由。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會意識,甚至在不同的個人取向之下,大家所熱中於發問的問題和研究的題材,也許會有共同的交匯點;不過,即使在同一個時代,同一個文化和同一種社會意識之下,個人發問問題的優先次序和研究題材的輕重安排也可能會有所不同。這是因為人類發問問題的動機往往複雜多樣,有些是起於實際的需要,有些基於人類天生的好奇,另外也有一些問題是來自社會種種建構所帶出來的習慣。至於我們研究的題材的選擇更受到許多內在和外在、主觀和客觀的條件所制約。比如,我們可以自由地發問所有浮現在我們心中的問題,但是,那些問題是否能夠接著引導我們找出一個適當的研究對象,那就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有些題材從理論上說值得我們加以研究,但是我們可能還未把握到處理該種題材的適當方法;另外,有些題材也許值得我們加以研究,但是,我們卻缺乏該方面的興趣;當然也有一些題材我們都希望加以研究,但是有些人或者有些集團卻想盡辨法阻止我們去加以研究。
「宜蘭研究」顧名思義是將宜蘭作為研究的對象。談起宜蘭自然包括該地區的所有人和事,天和地,過去與將來等等相關的題材。所以現在我們提倡「宜蘭研究」,擺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廣泛無邊的題材對象。我們要從那裡著手呢?我們要怎樣去決定優先次序和輕重等級呢?
我們也許可以從反方面來思考這樣的問題。我們可以發問過去我們為什麼沒有大量而深入地進行宜蘭研究。也就是說,宜蘭為什麼不是過去我們熱中於研究的對象。我們都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也是多方面的。首先,從歷史的角度看,在整個台灣來說,宜蘭正好像其他東部的地區一樣,是開發得比較晚的地區;加上地理的因素,她一直處於較為獨懸孤立的狀態,沒有和其他北部和南部的發展打成一片。不說別的,連接台北、基隆和宜蘭地區的鐵路晚至1924年才全線通車。另外,這三四十年的政治局面可能也令宜蘭地區的開發多少受到人為的阻礙。可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這樣的情況隨著新的時代的來臨和新的社會意識的開展,已經開始有了轉機。比如,原來有煙工業不甚發達的宜蘭正好可以積極迎接推崇環保的時代。另外,鄉土意識的抬頭,也令宜蘭地方的人士對地方建設更加積極地投入。慢慢地這個地區的人將不再只以台灣的進步為榮,他們將更對自己的家鄉具有一份親切的關懷。
所以,在決定投入宜蘭研究的時候,有人也許只是基於一般學術或理論的興趣,可是另外有些人,比如在宜蘭地區土生土長的人,除了具有學術和理論的興趣而外,或許更有一份對於自己鄉土的情思。
我們在宜蘭地區出生、長大的。起先的二十幾年完全在這個地區度過。那是一生當中最重要的人格塑造時期。因此,我常常認為不論後來的發展如何,基本上自己仍然是一個典型的宜蘭人。
到底宜蘭地區的人有什麼特色?他們在過去兩百年,或者過去一百年,甚至過去五十年發生了什麼變化?宜蘭人在這些變化之中,開創了什麼文化,建立了什麼習尚和風格?這是值得我們細心加以研究的。到今天,宜蘭地區的人是否保留著他們獨特的風格,足以感染外地來的人,甚至「同化」他們呢?在這一篇文章裡,我準備完全由自己切身的經驗為出發點,回看和展望有關宜蘭的種種事情。

1.鄉土研究的意義──鄉土文化、國家民族文化與世界文化
當今我們談論鄉土研究的時候,我們的著重點顯然是文化上的探討。文化是種多樣態多層次的人為事物。舉凡不是天生自然的,都屬於廣義的文化範疇之中。事實上,就是「自然」與「文化」之間的區分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比如,地理上的事實有些是天然的產物,但是另外有些卻是人工塑造出來的結果。所以在討論鄉土文化的過程中,我們一方面固然強調人文和歷史社會等方面的成就,可是同樣重要的,我們也必須注意到我們怎樣適應自己的自然生態,改造自然生態,並且進一步建立文化生態和自然生態兩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和平衡發展,從中開創出具有特色的鄉土文化。這點對宜蘭研究──尤其對她的人文研究,意義特別重大。
文化往往和政治一樣──當然政治也是文化的一部份──兩者都經常在「統一」和「分治」之間徘徊,試圖尋找一個最佳的平衡點。不過,不管是文化也好,政治也好,全都是在歷史社會和其他方面的變遷之下不斷演進。所以事實上並不可能有一個絕對的和靜態的平衡點。我們常聽說「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這當然只是一種概括性的粗略描述。它沒有說出多久就分,多久才合;何時宜分,何時宜合。這點也是當我們熱心於鄉土研究時所不應忽略的。
從過去的歷史經驗、目前的政治局面以及社會政治的理想上看,過分的強調細小規模的分治和盲目的追求廣大無邊的統一,兩者都有它的缺陷。前者容易導致狹窄的「山頭主義」心態,甚至產生過份的排外思想。後者如果協調不當,經營失據,容易導致不平等的壓迫和不公正的權益分配。當然,文化上的事正好像政治上的事一樣,有強者也有弱者。不過,政治上的強者常常只是由現實的利害和權勢就可以決定。可是,文化上的強者往往就不是只由一時一世的現實力量所能定奪。今日文化上的弱者很可能成為明天文化上的強人。因為不像政治那樣經常只講現實的利害關係,文化品質上的強勢往往需要由人類悠久的文明價值的追求來決定。(註1)
因為這樣,在熱心進行鄉土研究之時,我們需要將鄉土文化放置在一個恰當而合理的視野之中。(註2)
在文化的視野裡,我們可以擺出鄉土文化、國家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這樣一個由小至大,不斷放遠的平面。我們可以考慮小至鄉土文化,大至世界文化之間的種種關係、對比和取捨。比如,在什麼問題上我們應該懷著「地球村」裡的世界人的胸懷去看世界文化的發展;什麼時候我們應該腳踏實地地經營自己的鄉土文化,以便對國家民族文化,甚至對世界文化作出實實在在的貢獻。(當然,在目前的局面之下,我們一方面不必急於探討極小極小的「次鄉土文化」,另一方面,也沒有急迫的理由教我們去討論比世界文化更大的「大文化」,比如「太陽系文化」或「銀河系文化」。)
過去,由於政治上強調統一意識,連帶地鄉土文化也受歧視,甚至受壓迫。事實上這是一個很不明智的做法。沒有堅實的鄉土文化充當後盾,國家民族文化不是變成歷史的空殼,就是演成某些地方文化侵略壓迫其他地方文化的局面。舉個簡單的例子來說,四十年前,台灣因為政治上的考慮,一方面提倡國語,歧視台灣方言;另一方面提倡政治信仰而倡導破除所謂「迷信」(地方的宗教信仰)。這兩方面的文化運動對台灣的鄉土文化生態都產生了深遠的負面影響,這令台灣原有的地方語言幾乎陷於停頓而沒有發展的境況,有時甚至導致大規模的語言程度倒退,令許多原來可能學會地方語言的人成了台灣話的「文盲」。(註3)回顧起來,這在台灣鄉土文化的發展史上顯然構成一種無法彌補的嚴重損失。另一方面,在種種藉口之下,實行削減甚至破除地方信仰的政策也帶來另外一種更加嚴重的後果。表面看來,民間信仰可以簡單地以「迷信」稱之。(世界上有什麼信仰不可能以「迷信」稱呼呢?)反對一般人不顧一切的盲目崇拜,避免「走火入魔」,妨礙社會的現代化。這樣的說法,表面聽來不無道理。可是,除非我們小心地區別何謂盲目崇拜,何謂有根有據的宗教信仰,否則,就很容易不分青紅皂白地將一切不是今日科學的知識,全部打成迷信,甚至進一步加以禁制或破除。基本上,這就是四十年前我們所犯的一大錯誤。如果一般的民眾無法以虔誠的心情求神拜鬼的話,他們可能更無法以認真的態度去聽從政治人物的倡導和呼籲。簡單的說,如果我們將一切不是科學知識就當成迷信的話,那麼,一般人不但不再相信鬼神,他們也不再相信什麼主義和什麼政治信條。全面提倡破除地方信仰的結果,導致一般人普遍地對政治冷感,在政治上產生「信心危機」。這也許是當初主張全面而徹底地破除迷信的人所意想不到的事。
所以,努力進行鄉土研究不只從地方的角度來看有它積極的意義,就是從開展國家文化,甚至從建立世界文化的觀點看,也都有它很具體而實在的功能。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我們的價值信仰和心胸懷抱往往都是在自己的鄉土文化中陶冶出來的。當自己的鄉土文化被人貶低甚至被人排斥的時候,我們也就很容易地產生感情上和道德上的信心危機。從文化的發展來看,知識上的危機往往不是人類文明的大危機;反而,感情上的危機和道德上的危機才真正構成人類文明發展上的嚴重困境和難關。因此,當我們熱心進行鄉土研究的時候,我們首先需要放遠自己的眼光。關懷鄉土並不表至排斥國家民族。同樣地,提倡鄉土文化也不因此妨礙世界文化的開拓。現在,很多人都流行談論所謂「認同」的問題,它也是一種「身分」問題。我們到底認同什麼,到底持有什麼身分,這對我們到底為什麼進行鄉土研究,如何進行鄉土研究,以及要把鄉土研究進行得多廣闊和多深遠等等的問題都具有密切的關係。不過,我們要知道,認同問題和身分問題都是些多面相和多層次的問題,我們不只可以認同於一種價值,我們也可以在不同程度上認同於不同的價值。我們不只可以抱持一種身分,我們也可以在不同的深度上抱持不同的身分。如果我們能夠類似這樣,從多方面去看待鄉土文化的問題,我們就容易採取一種持平務實的態度,而不至於在小的鄉土和大的世界之間飄搖不定,不知怎樣去釐定和實行我們的文化發展的政策。

2.歷史的「詮釋」──我們使用什麼語言?
人類的文化是在歷史的長流裡逐漸創造沿襲而成的。鄉土文化自然也是如此。人類的文化不只包括衣食住行的種種習慣、規律和時尚,而且也包括更加抽象的思想、制度和價值觀念。這些文化事物,在形成的當時表現在人類實際的生活方式裡。可是,等到時移世易之後,它可能仍然透過種種的形式影響甚至左右人類的生活。比如,孔子活躍在距今二千多年前,我們現在已經不再生活在他那時候的文化模式裡。可是,他的思想仍然通過他的言行記載,以及他的子弟歷代的信從者的不斷詮釋和發揚,而影響我們今天的思想、行為和其他的生活方式。因此,當我們探討一個地方或一個世代的文化時,我們往往需要透過該時地所在的歷史脈絡去瞭解。短暫的歷史脈絡有時只要通過當代人的記憶就可以加以重新建構。可是,這往往不是一個很可信賴的方法,因為我們人類的記憶往往不持久和不準確。至於長遠的歷史脈絡就更無法只靠記憶來重新加以組織結構。通常為著要比較準確地探討一個地方或者一個時代的文化,我們往往需要諸記載該時該地的種種事件和種種事物的語言。
可是,通過語言來重構一個地方的文化,並不如一般想像的那麼直截了當。因為歷史是由人類寫成的。(註4)因此,由誰來撰寫某時某地的歷史,就成了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不同的歷史家可以有不同的立場和觀點,更不用說他們彼此之間也有知識上、價值上和感情上的成見和差異。
談起鄉土文化,上述的問題就更加明顯和尖銳了。就以宜蘭地區的鄉土文化來說,我們有沒有出過傑出的歷史家,編寫我們自己的歷史,闡述我們的鄉土文化?比方,過去宜蘭地區主要是一大片的農業社會,加上點狀或帶形的小型工商社會。商業社會也許比較容易涵孕出具有普遍文化知識的人。可是,在過去的農工社會裡,人們往往無暇兼顧讀書的事,因此較少培育出知識分子。這個現象常常表現在過去文人對於農村生活的描寫和詮釋。那些描述詮釋,從農人自己的觀點看經常顯得不夠親切,不夠深入,甚至欠缺真實的體會。我們小時候讀書時所歌頌的「農家樂」常常就是不實的鄉村生活的寫照。那常常只是詩人墨客自己的心境投影,而不是農村生活真正的情境。農夫本身並沒有體會到文學家和詩人想像中的快樂。
上面我們說過,台灣的地方語言在發展上產生了隔代斷層的現象。我們現在所操說的已經不再是道道地地的台灣話。在過去的年代裡,宜蘭地區的人使用那時候的「語言」所經營出來的文化(註5),今天我們用什麼語言來加以描述重構呢?當我們已經喪失了我們的鄉土語言之後,我們還能夠忠實準確地重新描述我們的鄉土文化嗎?
當然,宜蘭地區也有她的地方記載,好像「鄉志」、「縣志」之類的東西。不過,這類著作往往採取一種頗為傳統的官方意識形態(尤其是漢族中心,甚至是儒家為本的中原意識形態),著重於政治層面的描述、標榜和教化。其中所反映的鄉土文化自然帶有傳統官方的觀點色彩。這樣的現象在過去五十年或者一百年,甚至二、三百年,由於加進了和「異類」文化互相滲合,互相激盪的因素,以及不同種族、不同國家(西班牙、荷蘭、滿清中國、日本等等)、不同文化之間的互爭長短和比勢鬥力,因此經常呈現出官方顯性的「主導」文化(甚至「主流」文化)和民間隱性的「受導」文化(甚至「受壓」文化之間的鬥爭、征服、互動和同化(當然也包括反同化)的種種錯綜複雜的文化衍生和演變現象。整個台灣的文化──包括宜蘭地區的鄉土文化,從來都不是完全一脈相通,單系承傳的純種文化。不過文化上的遺傳,或許也像生物上的遺傳一樣,純種的交配不一定產生出富有強韌的適存力和豐富的創造力的後代。文化上的交流繁衍有時確能產生出獨特優異的新文化。不過,這也要看其他客觀的歷史條件和生態環境而定。宜蘭地區的鄉土文化有沒有這樣的幸運呢?過去如何,今日怎樣,將來又會是什麼樣的情景呢?
不說別的,當我們現在正充滿自信想要研究我們的鄉土文化,重建我們的鄉土文化,甚至恢宏我們的鄉土文化,以便開創新的鄉土文化的時候,我們所 承的到底是什麼樣的文化傳統呢?我們採取什麼樣的視野?信持什麼樣的價值觀念?胸懷什麼樣的感情導向?這些因素決定著我們怎樣看待我們的過去,怎樣重構我們的世界?以及怎樣闡釋我們擁有的鄉土文化。採取什麼樣的「知信」觀點和「情意」立場(註6),自然表現在我們所使用的語言──用來闡釋鄉土文化的語言之上。相反地,我們使用什麼樣的語言,直接或間接,自覺或不自覺地反映出我們所持有的知信觀點和我們所擁抱的情意立場。
舉一個現成的例子來說,幾個月前宜蘭縣立文化中心出版的《宜蘭文獻》雜誌(雙月刊)第十八期(1995年11月出版),裡頭有一篇文章(訪問記)報導宜蘭鐘錶業的一位元老。從語言的種別和語言所表現的知信系統和情意內涵來看,這篇文章是由三個人「集體創作」而成。一位是該元老,已故之林金土先生,一位是他兒子林平泉先生(因元老那時已經有些失聰,訪問內容常常由他代勞回答),另一位是前往訪問和事後(十八個月之後,大概根據錄音、筆記、自己的記憶,甚至事後的聯想)寫成訪問稿的張文義先生。我對這篇文章所記所述特別心領神會,有情有感,考其因由,除了反映對自己的故鄉那份舊情愫之外,最重要的是林氏父及是我的親戚──已故林老先生與我家有過親近的交往。可是讀了上述的訪問之後,深深感覺仍有許多有待發揮或釐清之處。比如,其中一個貫穿全篇的問題就是:到底我們是使用什麼樣的語言來詮釋林老先生身歷其境的文化景象呢?說得簡單一些,林老先生有他自己的語言,他的大兒子林平泉先生又有他的語言,訪問者張文義先生又有第三套的語言。林老先生的語言主要是七八十年以前,當他接受那時的日本教育所孕發出來的。當然他的語言也受他成長的時代的台灣鄉土文化所制約。儘管他的後半生是在完全嶄新的政治和社會生態之下度過,不過,據我所知,他所操說的語言最流利的還是日本話和台灣話。當然,他能夠以國語作為媒介跟人溝通,但是,他的精神狀態,特別是他的道德取向和價值觀念,仍然深深地反映著他成長的時代所接受的教育和當時的生活體驗。比如,在他五十歲之後,他的其中一個最為人稱道的專業知識並非和鐘錶有關的知識,而是與保險櫃的密碼鎖有關的知識和技術。他是宜蘭地區〈開鐵櫃〉的第一人。)(註7)(這一點似在訪問裡完全沒有提到。當然那可能不是該訪問記的中心所在。)
今天如果我們想要瞭解像林老先生所經歷的生命形式或生活體驗,我們無疑地需要盡可能地通過他自己的語言來加以追蹤和理解。因為只有他自己的語言才能真正反映他的思想、感覺和感情,包括他的意識形態、價值取向和道德觀念。林老先生的前半生是在和我們所在的時代很不相同的時代裡度過。在他成長的年代裡,道德價值遠重於知識價值,感情的意義常常取代了事實的真相。儘管在他的後半生裡,時代大大改變了:政治的局面和社會的現狀,加上一般的意識形態的變化,令宜蘭地區經歷了幾乎可以說是天翻地覆的震盪。這對林老先生的生命衝擊一定既深刻又多面。可是在訪問裡頭我們也沒有很清楚的察覺到這樣的演變的痕跡。
事實上,差不多訪問一開始,我們就看到林老先生和他的兒子使用著不盡相同的語言。當談及林老先生的身世時,對於是否應該提及林老先生的後父之事,他們兩代就有分歧。林老先生聽到他兒子提到後父林阿屋的時候,立即從旁插嘴道:「不要提林阿屋,提林九魚就好啦。」不過,他的兒子卻說:「要講!這個要講!講這個又沒有什麼關係!這又不是什麼祕密的事情。」當時,據採訪者自己報導,他以半台語半國語說:「不要緊!其實這是人之常情。」這裡的對話之間,事實上不只牽涉到兩種語言,說不定牽涉到三種不相同的語言。在這三種語言的衝突之間,林老先生並沒有輕易地退讓,因為根據報導,他接著還是強調:「我與林阿屋只是同居人而已。」這裡的衝突主要不是起於對事實的認同上的分別。林老先生的母親再婚,那是一個事實,而且更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事實。不過,女子再嫁之事在林老先生的語言中仍然屬於一種忌諱,他更不希望提及自己母親再嫁之事。不過在他兒子的語言裡,這種顧忌已經大大減輕了。至少他並不認為那是一種〈見笑〉的事情。不過「見笑」這樣的概念似乎仍然存在於他的語言裡。到了採訪者的語言之中,那樣的事情就變成「人之常情」了(頁59)。由這樣小小的例子我們就可以推知,如果整篇的訪問記是由林老先生出口回答的話,我們會得到很不相同的印象和認知。更進一步,如果整篇文章是由林老先生用他自己的語言所寫出的生平事跡,我們所獲悉的更可能大為不同。
當我讀這篇訪問記的時候,回憶自己小時候的生活,尤其是與林老先生有關的片段時,就深深感覺到訪問記並不能十分真實地表現出林老先生的經歷和成就。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似乎就在該文所用的語言並不是林老先生的語言。舉一個很小的例子:該文說,林屋商店除了經營鐘錶業之外,還兼售其他的商品,包括「電唱機」。這樣一說就把林屋商店過早加以現代化。六七十年前林屋商店開始兼做的生意是「留聲機」的生意而不是電唱機。那時候的留聲機在宜蘭地區的文化景觀上,曾經扮演過很重要的教育和娛樂的角色。因為留聲機可以在沒有電力的地方播唱。因此,在偏僻無電的農村也可使用。記得在抗戰時期,有些人買不到金屬的唱針,他們還自己利用硬質的竹子自製代用唱針。我家的留聲機就是來自林屋商店,並且也常常借給鄉間的親友播唱。提起這類的事,在林老先生的記憶裡,一定有很貼切的親身感受。等到「電唱機」時代來臨,林老先生的注意力可能已經轉移到開保險箱的事務上。
這個故事提示我們,要重整鄉土的歷史,我們不但要設法挖掘出所謂的「事實」,而且更要注意用來呈現和包裝事實的「語言」。我們甚至可以進一步說,世間並沒有純粹的事實,所有的事實都包裝在特定的語言之中。我們要挖掘前人的史跡,只有盡量地走回前人的語言裡頭。只有在前人的語言裡,我們才能力順利地挖掘出他們的信念系統和情意內容,那才是我們重整鄉土文化的重心所在。

3.歷史的「還原」──什麼是歷史的真實?
上面我們提及的語言問題,事實上不只是一個時代的人與另一個時代的人之間的認知差異和情意變化的問題。當然更不是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個人語言差別問題。當我們論及宜蘭地區的文化變遷時,我們需要注意不同源流的文化傳統在宜蘭地區所留下的印記。當今在我們宜蘭地區的年輕一代,已經很少留意到漢族的文化傳統和台灣原住民的文化傳統之間的衝突。我們現在好像感覺活在一個同一的文化當中。不過,如果我們要細心分析自己鄉土文化的特色,我們也就不可避免地需要尋根追源到不同文化的源流之中,研究各自文化原來的特質以及不同文化在這個地區所產生的交流和互動的歷程。這是一件非常棘手的工作。基本上這可以說是一種恢復歷史「原貌」的工作。也就是說,是一種歷史事實的「還原」工作。
認清事實和恢復原貌不只需要精細的分析,同時更需要有認錯的勇氣。百年前我們的祖先只是外來的經略者,而不是土生土長的原住民。我們的祖先也許曾經強制推行外來的「漢化」,而沒有寬容地接納當時的本地文化。比如,漢人和所謂「生蕃」和「熟蕃」之間的鬥爭的故事,就很少以比較兼容並包的語言流傳下來。因此,從吳莎開荒以來,固然有許多開拓經營宜蘭地區的記載;,不過這些全都是以漢族文化為中心的語言來表述。我們已經忘記自己原來也是外來的「客人」,而不是這個地方原初的主人。
提起歷史的「還原」,或恢復事實的「原貌」,我們不需採取傳統上那種「絕對主義」以及「本質主義」的觀點和態度。我們現在所面臨的,事實上是一種重新認清自己的文化根源和文化變遷的工作。上面提到台灣的文化──宜蘭地區的文化自然也不例外──在過去兩三百年來,經歷了不同文化傳統的交匯、衡突、吸納和整合。不說太遠,就是二百年來經由清朝的拓荒統治以及割讓給日本之後的轉型變遷,接著又在經歷大戰之後重新納入中華文化的勢力範圍。這中間幾經轉折,每次都為我們的鄉土文化帶來極大的刺激。我們常常把現在的台灣話稱為閩南語,這從根本的語源上看也許並無不可。可是如果我們進一步比較當今台灣話所包涵的語彙,和跟它有關的語言和文化,我們就會發現台灣話和道地的閩南話不但在語音上有所差異,它們的基本語彙和所表現的概念架構(包括信念系統和情意內容)也不大相同。廣義的語言直接反映著基本的文化內涵,因此我們要在現在的鄉土文化之中,剝繭抽絲地指認出何種元素屬於宜蘭地區原住民的文化傳統,何種元素屬於吳沙拓荒時代所引進的「中國文化」傳統,另外何種元素屬於其他的「異類」文化的文化傳統(比如日本的文化傳統)。因為我們的鄉土文化事實上是一種「多源」的文化,因此我們不必急於為自己的鄉土文化定下一個確實無疑的來源標籤。也就是說,當我們設想或討論宜蘭地區的鄉土文化時,我們不必一口咬定她是不是古典意義的中國傳統文化。我們不必說她絕對是或者絕對不是,因為是或不是乃程度上的分別和份量上的多寡。宜蘭地區的鄉土文化顯然含有原住民的文化遺跡,更含有日本統治台灣所帶來的文化影響。所以如果我們將自己的鄉土文化和主流的中原文化對比,我們就發現其中的雷同和差異之處。換句話說,當我們要將自己的鄉土文化傳統類比於主流文化甚至等同為主流文化時,我們不宜使用一刀兩斷的真假劃分。這就是我們倡議反對使用絕對主義的態度和立場的原因。
跟文化傳統的絕對主義息息相關的是文化傳統的本質主義。所有的文化都在嬗變的過程之中。她們都在不斷地吸收外來文化和整合自己的文化。主流文化也好,鄉土文化也好,都不能迴避這種演化的變遷。因此,我們不必死板地認定一種文化傳統的內涵一定是什麼而不是什麼。因為在演化變遷的過程當中,經常有異質的文化內容同時存在。這些異質的文化內容有時也許互相衝突,可是往往也可以相安無事地和平共存。如果我們不抱著本質主義的態度,而能對於鄉土文化中種種不同的成素對於整個的鄉土文化是否都具有舉足輕重的份量,我們至少都可以在傳統文化的認定上各自給予一個適當的位置。
如果我們採取上述的態度和立場,也就是說不堅持文化傳統的絕對主義,也不堅持文化傳統的本質主義,那麼面對著今後的鄉土文化發展,我們就無需堅糾纏於一些空洞的理論問題。我們 可以比較開放輕鬆地採取一種文化上的「多元主義」的做法,令鄉土文化的未來演變更加具有新鮮的活力。比如我們可必排斥異族的文化傳統,使她也能在整個的鄉土文化的演化上扮演著適當的角色。
提起多元主義,最值得我們認真考慮的是文化價值上的多元主義。過去一段時間,也許我們習慣了以漢族為尚的態度,甚至我們的文化政策,也或隱或顯地這種價值態度所左右。這對鄉土文化的澎湃開展顯然具有負面的作用。舉例來說在上一節所引的訪問之中,一開頭就隱藏著我們現在所說的問題。林老先生忌諱談母親再婚的事,這是受宋朝以後的儒家文化傳統所影響。基本上這是一個文化價值觀念的問題。宜蘭地區在鄉土文化中還有很多類似這樣的「忌諱」之事被壓制在主流文化的價值觀念之下,無法被清楚地定位和公平地加以認定。所以,如果我們要進行歷史的還原,進行恢復事實原貌的工作,我們必須要走回歷史的脈絡,使用該時該地的語言去對所發生的事情以詮釋。這樣我們才能夠獲得歷史的真相,而不是將歷史的事件包裝在一個不是該時該地的語言外殼之下,扭曲了它的歷史面貌,也進而加深鄉土文化的過去和未來發展之間的斷層和鴻溝。
因此,當我們發問「什麼是歷史的真實?」這樣的問題的時候,最重要的還不是發掘到底某時某地是否有某一事件發生。更重要的往往是我們到底怎樣稱呼這事件,怎樣理解這事件,甚至怎樣在整個的鄉土文化景觀上重構這事件。時代的演進令我們不斷地在重構過去的世界,不斷地重寫過去的歷史。我們今天面對宜蘭地區的鄉土文化,也面臨著同一個局面:我們要怎樣重構過去的歷史事件,我們要根據什麼信念和理論,重寫我們過去的歷史。

4.口述歷史的意義──台語的收集、整理與開拓
對於鄉土文化來說,由於她的發展和該文化孕育出來的方言息息相關,而方言全都有一種特色,就是它的口語遠比書面語發達得多。有的方言甚至沒有發展出很完整的書面語,將它所要表述和開展的意義內容完全表達出來。做為一個方言﹐台語的情況也正是如此。流行於宜蘭地區的台語是帶有特殊地方色彩的方言,它不但在腔調上和其他地區的台語有別,它甚至含有與其他地區不盡相同的語彙、成語和流行的諺語。(我們小時候都曾經聽過宜蘭地區的人笑稱台北人到了宜蘭,見到〈鴨賞〉而附會鹹蛋來源的故事!)可是這樣的方言並沒有很準確的書面文字和它全面配合。這樣的現象固然有它的缺陷,比方在這樣的方言的基礎上,所孕育出來的文化內容不容易通過文字的記載比較完整地代代流傳下去。不過,與這種缺陷並行的卻有另外一些不太為常人所注意的優點。就因為這樣的方言不是緊密地與文字一一對應,因此它在發展上特別活潑而自由。我們從小都有不照嚴格的方言說話經驗,我們常常自創口語,表達我們新鮮的想像。有時即使這種不照既定的說話方式所開創出來的口語,只是起於嬉笑戲謔,但它所傳達出來的效應既新鮮而又動人。比如我們在小學和中學的時候,為朋友或師長戲取的花名綽號,絕大多數都出於方言和口語,甚少使用具有一一文字對應的標準國語,就是這個緣故。同樣的道理,在過往宜蘭地區的農村社會和半商業半工業的社會裡,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所興起的思想、情懷和意識,幾乎全都表述在這種口語式的方言裡。在那樣的時代,官方頒佈的標準語言(不管是五六十年前的日語,或是當今的北京話──兩者在各該時代裡都被稱為「國語」)幾乎都只是充當第二語言的角色。比如,在四五十年前,雖然宜蘭地區早已開始積極推行國語,但是有不少人不是用方言,而是用國語,來嬉笑怒罵;不是用方言做夢,不是用方言談情說愛?(註8)因為只有方言才真正和人們的切身經驗密切地結合在一起,這也是為什麼,在前述的訪問記中,當林老先生的生命經驗給寫成當今國語的表述方式之後,似乎顯得與他的生命情懷格格不入,因為我們現在所書寫的書面國語並不是林老先生的生活體驗中所使用的語言。
好在當今我們要記載和保存鄉土文化時,已經不再需要單靠表面文字做為主要的媒介。今天我們可以通過錄音和錄影,雙管齊下,來記載我們的生活內容,記錄我們所經歷的歷史事件,表達我們所要做鈙發的信念和情意內涵。而今,為了要重構鄉土文化和進一步發展鄉土文化,首先我們要能找出一個比較可信的方式去重構我們鄉土文化的過去,尋找鄉土文化的傳統源流。這時文字書面的歷史,遠不及口述錄影的歷史那樣忠實而可靠地帶引我們走回過去,認識傳統。我們強調口語和表現口語的影像兩者並重併行,因為有時只是發音並不構成活潑的語言。表情、手勢和其他的身體語言,是口述歷史不可或缺的一種重要成素。比如,過去長期接受日本教育的人士,他們即使用台語說話也表現出很不同的身體語言的面貌。他們使用身體語言表現出一種與其他人不盡相同的情懷內容和精神境界。
這樣看來,我們要研究鄉土文化的過去,上述這種口述歷史的經營似乎是最直接而且最有效的途徑。現在六十歲以上的地方人士,經歷了多變的鄉土文化的過去,他們正有許多與我們擁有的經驗很不相同的切身體驗,可以傳達告訴我們。這應該是我們整理鄉土文化時所要訪問的第一群目標人物。為了避免日後生發「老陳凋謝,莫可諮詢」(《台灣通史序》)的感歎,我們應該及早有系統地在各行各業之間(當然包括農家的行業──「自耕農」和「佃農」的生活景況)選定這些上了年紀的地方人士,作為我們口述歷史的訪問對象。使得他們的切身經歷,通過他們自己的語言,保存下來,作為我們日後整理鄉土文化資料的根據。當我們要從百行百業中挑選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作為我們開展口述歷史的訪問對象時,我們一方面固然要注意當今仍然存在的行業的過去經營狀況和後來的轉型過程,我們更要珍惜當今業已消失不再的行業。比如,在宜蘭地區有許多這樣的行業不是已經完全絕跡,就是面臨被淘汰的命運。這些行業包括助產士、人力車夫、牛車夫、手工打製棉被、手工或半機械編織草繩、手工織布、手工編織簑衣和草鞋、手工製造竹器和木器、手工製造漬品食物等等。這些常見於宜蘭地區的舊式專業,在六七十年前,是蘭陽平原到處可見的景觀。那該是我們鄉土文化中集體意識的一個重要部份。這一類的口述歷史,不但能夠告訴我們鄉土文化的過去,而且將來在必要的時候,可能更可以充當我們推陳出新、改善生態環境的重要線索。(晚近一期的《宜蘭文獻》雜誌上介紹一位手工做灶的師傅,就是一個好例子;見該刊第二十一期,1996年5 月出版。只不知訪問時除了口述和照相之外,有沒有錄影存照。因為很多的手勢和手工不是用靜態的圖像就可以完整而忠實地表現出來。)
口述歷史要能在整體的鄉土文化史中扮演一個比較完整的角色,那就需要對於口述的成品加以適當的詮釋。不過,詮釋一事並非一蹴而幾,一勞永逸的事。上面說過,歷史的面貌是要經過後世不斷的加以詮釋。當今我們所做的口述歷史的書面記錄只是一種根據我們現在的歷史眼光、文化境界、信念系統和情意觀念的初步詮釋而已。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不但要保留訪問的筆錄,我們更要保留訪問當時的錄音和錄影,因為這些才是比較未經加上後人的成見的包裝的比較純樸可信的「原始資料」。當然,這些資料在訪問當時已經包裝在受訪人的語言外衣之中。為了免於太受前人的「個人語言」的私人成見所左右,我們可以同時在某一行業中,或者在某一歷史事件,訪問不同的人士。我們上面已經說過,對於當今六十歲以上的人,我們應該鼓勵他們用自己最感親切的口語(不論是台語或是日語,或幾種語言的併合)來接受訪問和錄影。(註9)
為了進行這樣的口述歷史的工作,很顯然我們多少需要進行(宜蘭地區的)台語的書面語的開發工作。此一語言工程本身就是一件頭緒萬端的事。我們需要結合老一輩和年輕一輩的語言學家來著手進行這一艱難的工程。不過,我們不能期待宜蘭地區的台語完全整理出來之後,才進行鄉土文化的口述歷史工作。不過,如此一來我們就面臨一種左右為難的局面。在台語還沒有完全整理出來之前,我們已經需要使用它做為口述歷史的書面語的工具。可是,一經廣泛使用,它又會左右台語本身的整理工作。因此,我們只有採取一種比較謹慎而保守的態度,避免粗糙地濫造台語的書面語。舉一個很小的例子,曾經有一張宜蘭縣的觀光地圖將太平山的「土場」改稱為「魯肉」。這是一個很不值得學習的做法。固然有很多地方人士至今仍然習慣於使用日語的唸法,將「土場」說成 "lo ba",但是把這個發音直接用近音的台語「魯肉」兩字來代表,就把原來的地名所含蘊的意義變得面目全非了。這表示我們不宜不加細心考慮就將近音或同音的字隨便拿來作為某一口語的書面表演方式。
談起台語方言的整理,有一點特別值得我們再次加以強調,那就是方言的整理,尤其是方言書面語的開拓,絕不只是為了重整鄉土文化的過去而已。方言的開拓,更是為了鄉土文化未來的發展。當鄉土文化有了生氣澎湃的發展以後,她往往會影響甚至左右其他主流文化的面貌。這時,該鄉土文化所連帶的語言,也會進一步被主流文化的語言所吸納而變成主流文化的語言的一部份。舉一個晚近的例子,數十年來,台語從日語那兒借用一個常見的單位詞(一般稱為「數詞」),那就是「台」字。日本人將一部、一架、一輛或一艘稱為「一台」,台語也就跟著這樣借用。現在「台」字不但可以用來計數上演的戲(這是國語原來就有的用法),而且更可以用來計算電視機、電腦、打印機、車輛、輪船等等的物品。目前推廣使用的結果,不但台灣地區的國語普遍收羅這個意含,就連大陸地區(包括標準國語的中原地帶)以及其他海外地區所使用的國語(他們稱為「普通話」或「華語」)也都採納了這個用法。也就是說,原來只是方言裡頭的語言成素,如果發展得當,也可能被主流的國語所吸納而變成它的一個成素。通過方言的作用,與之牽連在一起的鄉土文化也會因而被吸納成為主流文化的一部份。我們要從這個角度來觀看收集、整理、重構和開拓台語方言的積極意義。
談起台語的整理,其中一件刻不容緩的事反而不是「標準」書面文字的釐定,或是讀音的「制式化」。我們目前急著要和時間賽跑、和命運搏鬥的是趕緊定出一個標音(注音或拼音)系統,適用於台灣地區各地方的方言記錄用途,並且趕緊加以推廣,用來在大家的個人經驗和集體意識尚未完全模糊消失之前,重整我們鄉土文化的過去。我們也可以在這一套完整的標音系統尚未定案之前,率先在宜蘭地區制定和推廣一套適合記錄宜蘭地區各方言的標音系統──只要我們好好聽取語言學者的意見,不將這一套地方標音系統訂得太過緊身狹窄(只適用於宜蘭的地方腔調),將來能涵容台語的其他腔調,並且必要時容易修訂更動,也就行了。
我們都知道,宜蘭地區(整個台灣地區亦然)普遍存在著許多富有地方色彩的語彙。這些語彙不易在標準的國語中找到恰當確切的對應詞語。這類的地方語彙(加上方言文法、成語和諺語等)正好涵藏著活潑鮮明、生氣勃勃的鄉土文化中的各種概念和情意。當這些語彙從我們的個人語言和集體意識裡消失之後,任憑我們對鄉土文化的過去再怎麼努力尋根追蹤,最後也可能只是在飛霧中看花,甚至在濁水裡「叉」魚而已。
比如,我們以前將「塵土飛揚」的情景稱為〈風飛砂〉,這除了反映台語構詞的某些特色之外,同時也是那時田園市鎮起風飛土時的情景。我們在農村的生活裡,所體驗的〈烏寒〉的天氣,往往也不是大都市裡的人所經歷的「陰冷」的感受。此外,我們將「胡說八道」稱為〈黑白講〉,更顯出簡潔純樸的認知意義結構下的語言表現。總之,語言不只是可有可無、可增可減的事實外衣,它經常是構成事實不可或缺和不可分離的組成要素。例如,在我們以前的農村生活裡,光腳是司空見慣的事(我們小時候,還經歷過赤腳上學的感受──走在草地上那清涼的感覺和走在瀝青馬路上那燙腳的印象)。當我們光腳走在石子路上時,有一種感覺既不是「痛」,又不是「癢」,又不是「刺」,而是〈diam〉。這種感覺一定不是整年穿著鞋子的人所能輕易體會的。又如隨著農村的生產技術和作業方式的轉型,不但用來耕作的水牛慢慢不見了,因此白鷺鷥騎在牛背上的景象消失了。就是與我們小時候放牛路邊吃草和河裡〈geh浴〉相關的語彙也逐步被人遺忘。以往農村常見的〈竹圍〉將要變成歷史的陳跡。〈草buh〉也變形變樣了。有一天〈tiap草buh〉可能成了「絕技」。而這個極為象形但又轉為附會使用的〈buh〉字,充當單位詞時,它的意義和用法可能也會慢慢變樣了。(現在可能稱「草堆」好過叫「草buh」。)為了避免造成鄉土文化歷史的斷層,因此在收集方言語彙時,宜從瀕臨絕跡的行業和經驗趕緊進行,以免日後尋根不著,招魂乏術。

5.後語──有關「宜蘭研究」的一些推行建議
從上面所說的看來,宜蘭研究是件頭緒萬端的事。以我們目前的人力資源和物力資源來看,顯然無法進行既全面又深入的工作。我們只能一方面著眼於未來鄉土文化的全面發展,另一方面卻選擇具有代表性和具有長遠意義的部份工作,首先優先推行。除了上述的口述歷史和口語整理之外,我覺得有一些工作策略上的事值得我們加以注意。
首先,我們可能要對自己傳統的鄉土文化有一個初步的評價,思考那些鄉土文化成素是值得我們日後加以推廣發揮,另外有那些成素值得我們「考古保存」,以供將來不時之需。這當然不是一件很容易辦到的事,因為它不只牽涉到文化上的自我認知和自我認同,而且更牽涉到文化上的自我批判。為了比較客觀地進行類工作,我們唯有採取開放的心胸和做法,避免閉門造車和孤芳自賞。宜蘭地區以往的確存有優良純樸的民風(也曾經被評為台灣地區政治最清廉的地方),這在今日這個有待「道德重整」的時代,應該具有鮮明的帶頭作用和倡導價值。不過,使用什麼樣的方法和採取怎麼樣的策略去詮釋這樣的地方色彩,使它能夠成為教育後代的指標,這卻是值得大家細心思考的事情。我們也許需要邀請不同領域的專家進行多番的討論,才能訂下我們發揚鄉土文化的短程、中程和長程政策。
第二,我們可以將影響過去宜蘭地區的鄉土文化的人物、事物(包括古跡、古事、古物等)、社會政治運動、生產方式以及其他種種歷史要項,開列枚舉出來,並且分別招募對各該項目有經驗、有認識和有主張的人士,共同參與進行口述歷史的工作,進而整理製作出可供後人研究、具有教育和文化意義的成品。比如,過去數十年來,太平山林場的開發、經營、結束和後來朝觀光旅遊業發展的轉型,就是一件在宜蘭地區值得大書特寫的歷史文化大事。(那不只是宜蘭地區的產業經濟大事,也是水土保持、生態環保意識之爭的政治大事。)我們應該趁著實際參與林場工作的人仍然健在,並且尚未完全忘記他們當時的感覺和經驗之前,努力進行口述歷史的收集、查證、整理和紀錄的工作。如果進行得順利,我們還可以根據這些資料製作出各類有關太平山和太平山林場的專書、圖集、影帶和唯讀光碟。這些成品既有社會文化的意義,又有教育的價值。
第三,近來,宜蘭縣往往在社會和政治工作上領先台灣地區,開創新的局面。在鄉土文化和方言教育上也已經開始有予初步的成績。為了使這一類的工作成果能夠產生比較深遠的影響,並且方便和國內國外的各方人士交流意見,產生集思廣義和互補長短的效果,我們應早日將鄉土文化的初步工作成果,搬上多媒體的世界聯網的網絡之上(比如上述的太平山和太平山林場的專集和影帶都可以「上網」公佈)。宜蘭縣目前已經有她的「網頁」,我們應該聚集一些有關專家,配合現有的人力財力,將這些網絡延伸到國內國外的電子通道上。宜蘭縣在最近十年來一直在文化工作上努力不懈,我們可以通過世界聯網將我們經營鄉土文化的意志、胸懷和成就公佈給世人,藉以吸引他們的興趣、建言和鑑賞,使得我們在有志將宜蘭地區發展成為文化之鄉,特別是生態環保的鄉土的努力上,日臻日興,向前邁進。
第四,文化經營的目的最後總是為了人類生活品質的提升和生命形式的演進。鄉土文化的發展和開拓自然也不例外。我們關心宜蘭地區的文化發展,從長遠看來,就是關心我們的生活品質和生命形式。所以,當我們在努力提倡自然生態的環保工作時,我們也不要遺忘配合教育文化的措施,進行文化上的環保工作。基本上這是我們的民風習性的環保,是我們的感情的環保,也是我們的理性的環保。這是我們的「人性環保」。

1996年8月12日

(註1)作者拿「文化」和自然對比,而「文明」則與野蠻對立。不過兩者的區分都是乏晰(fuzzy)的區分,不是一刀兩切的二元對立。文化與自然,文明與野蠻,其間的區別和分野全都是程度上的不同,不是本質上的差異。尤有甚者,兩類的區分都受知識和信仰上的「視野」以及情感和價值上的成見所左右。

(註2)近幾年來,常常有人將地方研究動輒以某某學之名呼之。比方研究羅東的事事物物,可能給稱為「羅東學」。這樣做似乎有誇大不實之嫌。因為一般稱為某某學的東西,往往不只有它特定的題材對象,甚至有它獨特的理論問題和方法基礎,有時更加具有它的學術源流和派別傳統。所以,作者不主張我們隨便將宜蘭研究稱為「宜蘭學」,畢竟我們宜蘭地方的人歷來注重純樸無華,不尚自誇,追求實實在在的工作和事業。

(註3)其實我們不宜用「文盲」來稱呼實際的局面,也許「語盲」更適合用來描述這種情境。值得注意的是,從台灣的鄉土文化發展來看,「語盲」比「文盲」更嚴重百倍。傳統上所謂「文盲」只是不認識文字,他們可能具備完整的言語表達能力。但是,由於台灣方言在書面文字發展上的缺陷,言語表述變成經營地方文化和傳遞地方文化的重要媒介。一般人普遍「語盲」的結果,令台灣鄉土文化產生隔代的斷層。目前台灣的年輕人很難使用台灣的方言和老一輩的人作充分而又沒有歪曲的溝通,道理就在於此。

(註4)歷史通常至少有兩種意義:一是人類實際生活的過程,一是對於這個過程的一種描述和解釋。描述和解釋都牽涉到觀點和立場問題。關於這類的問題,可以參見作者之〈歷史是什麼?〉,收於《哲學的智慧與歷史的聰明》,東大圖書公司,台北,1983年,頁73-87。

(註5)這裡所謂「語言」,取其廣義,它不僅包括一般的言語和文字,同時也包括像眉來眉往,眼來眼去,比手劃腳,手舞足蹈等等的表達方式。

(註6)我使用「知信」代表「知識和信念」,使用「情意」代表「情感和心意」(這裡的「意」是「有情有意」中的意,包括「流水無情,落花有意」中的意)。

(註7)……〉表示括號中的「……」應翻譯成為台語來理解。類似地,〈……〉指「……」應以日語來解讀。比如〈讀日本冊〉意義是「接受日本教育」,〈做大水〉意思為「鬥水災」;我們也要將〈火災〉解讀為「火燒厝」(台語),將〈一只蘋果〉解讀成「一粒Lim Kim」(台語),將〈產婆〉解讀成「助產士」,將〈bau〈工事〉〉解讀為「承包工程」(事實上,「工事」一詞早成台語語彙,因此我們可以直接寫成〈bau 工事〉)等等。也就是說,像〈……〉這類的表詞是多用途的表達方式,我們可以將之推廣,靈活應用。比如:〈桑港〉等於〈三藩市〉(「粵」指粵語),等於「舊金山」,等於 "San Francisco"。我們也可以反過來說,〈三藩市〉就是「桑港」(日語),就是「」等。

(註8)十幾年前我回台灣小停,聽到這樣的順口溜:「〈市〉政府,〈老〉百姓,XXX,萬萬〈歲〉。」這是方言口語的高度創作。

(註9)小時候我常聽人朗唱台語和日語混合起來的歌謠。直到讀大學時,有位教授在使用國語講課時,也經常夾帶著日語感嘆語 "hi!"。老一輩的人很可能需要以混合語言來傳知達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