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的道德教育

記號學的主要任務在於探討人類的「記號行為」，尋求其演進軌跡、形成和變化規律、累積成效，特別是對人類理性和感性所產生的塑成造形作用。(註1)對此，作者採取了一些基本的「假設主張」，其中最重要的是「記號人性論」。作者認為今日我們所謂的人性，包括人類的理性和人類的感情，是人類長遠的「記號化」的結果。人類將周圍的生態環境中的諸多事物當成「記號」，將自己和他人當成記號，將自己的行為當成記號，將所建所造的器物和建構當成記號。在宇宙之中，天上地下、古往今來的一切事物，一切萬有「萬無」，不論是具體的或是抽象的，不論是存在的或不存在的，原則上都可以被人加以記號化，當成記號。由於廣泛而深遠的記號化的結果，在人類的作為當中，佈滿著記號行為。人類的心靈不只進行物理訊息和生理訊息的操作，更不時進行記號的處理和加工。(註2)

記號的特徵是「意義」的外加或賦與。一個給人拿來充當記號的「記號體」，經人賦予意義之後，才成為記號—才成為具有該意義的記號。我們常說的一個記號體和其意義之間的關係是一種「俗成關係」(conventionality)。這就是說，在人類進行記號化之前，一個記號體並沒有具備經過記號化、經過意義賦予之後的意義。所以，人類的記號活動的結果在萬有萬無之外，另外開闢了「記號世界」，拓展了「意義空間」。這是人類迅速擺脫一般動物生態的關鍵。人類在自然生態之外，創造並拓展了他的「文化生態」。人類也在這樣的生態中演化出他的「文化人性」。

在人類的形形色色的記號系統之中，語言（文字、言語以及充當輔助的其他軀體記號）無疑是最明顯可見，最為人所熟知，而且可能對人類文明的演進貢獻最為巨大的記號體系。可是人類的記號行為卻遠遠超乎語言的界限。比如舞蹈裏的「動作」、戲劇中的「面相」、宗教崇拜上的「擺設」或其他有形無形的「建構」典章制度中的「信符」與「象徵」感情表達之間的「誓語」或「信物」，甚至一般常生常見的「行為」（包括「食、色，性也」的「吃法」和「性行為」），以及人生的全部總和或其中的歷程等等，全都可以記號化，全都可以變成記號，全都可以演成「意義空間」裏的元素和項目。我們提議「從記號學的觀點看」道德教育的形式和內容，就是要從人類記號世界的建立以及意義空間的開拓上著眼，討論道德教育的問題。

1.道德的（小）語言

廣義言之，一切的記號系統都可以名之為「語言」。不過，語言可以區分為種種不同的類別。更重要的是，種種不同的語言往往在不同的層次上運作，擔負很不相同的功能，因此產生不同的內部發展和對外關係。為了正視這類的分際，作者這幾年內提出一種做法：區別大語言和小語言。

粗略地說，所謂「大語言」就是我們一般常用、慣用的日常語言，包括用以輔助並行的軀體記號。這種語言的特色是它的用途廣泛而多樣，因此使用起來靈活而多變。加以每一系統的大語言全都發源於某一文化的背景，並且在該文化的歷史傳統下演變，因此自然地塑造和反映著該文化的基本認知架構、感情取向和價值理想。可是，另一方面也由於大語言的靈活廣用和植根於某一特定的文化傳統，有時也引起功用上的不夠超然和不夠特定；加以文化之中經常含有小文化（有時不是子文化）和反文化的角逐和競爭、分裂與拼合、融會或交錯，所以種種為了比較特定目的而發展衍生的「小語言」也就應運而生，相繼開展。比如，音樂的小語言、數學的小語言、科學的小語言等等就是明顯而為人所熟知的例子。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大語言和小語言雖然各有特長，分顯其能，但卻不一定互相排斥，割裂斷絕。上晝上，幾乎所有的小語言（包括藝術上和感情上的「個人語言」）都是在某一大語言的背景和基礎上發展出來的。不僅如此，種種小語言開拓發展之後，往往反過來試圖影響大語言，甚至改造大語言，以便精進人類的認知，加強人類的理性，深化人類的感情等等。簡單地說，種種小語言的開發和拓展往往增設了人類文明，進一步地界定了人性（包括人類理性和人類感情）。(註3)

對於人類來說，道德是（文化）人性的寫照，也是生命藝術的表徵。它是在人性的演化中開展出來的人性特質之一。它不是人類的自然生命狀態必然導致的結果，而是人類有選有擇，可取可棄的品質。人類的道德隨著人性的演化而演化。它不是人類生命的必然結論，而是人性演化的累積成果。這樣的道德演化論顯示著人性的危機，可是另一方面也指出人類的希望。人類的命運操在人類自己的手裏。

追根究底，從記號學的觀點看，道德的起始在於人類跨越了自然生態，創造出記號世界，走入了意義空間。這種記號行為是道德的肇端，也是決定道德形式與道德內容的根據。不同的文化中的記號行為生發出不同或不盡相同的道德。

記號化有深有淺，有廣有狹；它可久可暫，可起可滅，因此形成一種雖然普遍，但卻決非齊一的現象。加以意義空間的開拓並非純粹取決於人類主觀的意願，它也常常受到「客觀情勢」的制約和誘導，甚至受到「逼迫」與「決定」。可是，人類對於客觀形勢的認知卻又不是完全獨立於記號化的活動結果，因此整個道德現象就顯得複雜多端。道德與自然、道德與知識、道德與信仰等等之間的關聯，也變得廣泛而多面。最後，什麼才算是道德的領域也會模糊乏晰（fuzzy）；甚麼算是「道德語言」更會難以釐定。

在此為了便於討論，我們暫且採取一種比較平實無奇的策略。讓我們採取枚舉例釋的方法。

儘管「道德」這個概念也許乏晰，它和其他文化概念之間，不一定界線清楚分明；儘管「道德」這個語詞或許有歧義，它只為著不同種別的到得（比如內存的「德性」與外顯的「德行」），不過我們可以從語用的角度，清理出一些「道德用法」的語言，而將這裏的語言統稱為（種種的）「道德的語言」（小語言）。

首先，我們要指出，一個道德語句（語句是一個語言中的基本表現單位）可以出之以陳述的形式，用以表達道德判斷，例如：「誠實是美德」或「濟貧係善行」。它也可以是表願的語句，如：「願天下無惡人」；或勵志的話語，像「日行一善」。當然，道德語句更可出於表情的形式，比如：「為善真樂」；或者出於祈使律令的口吻，比方：「要修德，莫墮落」；甚至出於感嘆提問的方式，如：「問蒼天，善人何辜？」等等。

雖然從「語法」的角度看，道德語句的種類紛繁，它與其他種語句不易區分，因此無法依此劃定語句的特色。不過，如果我們改從「語意」上和「語用」上去思察，道德語句的特徵也就比較容易呈顯出來。從語意的觀點看，道德語句總是包含著「道德概念」。在現代漢語裏，這些概念數目甚多，比如：「合道德」、「有道德」、「無道德」、「不道德」、「善」、「惡」、「好」、「壞」、「天良」、「良心」、「美好」、「純潔」、「醜陋」、「邪惡」、「貞潔」、「誠實」、「墮落」、「糜爛」等等。這些全都可以在適量的場合裏表達道德意含。當然，在不同的脈絡中，這些概念的道德內涵可深可淺，又濃又淡；使用起來有集中的道德意指，可以混合著其他的功能。重要的是，從語用的觀點看，這裏的觀念充實了我們的道德記號，構成了道德語言開拓出來的意義空間的實質內容。可是，一樣重要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道德概念的混合功能令道德的意義空間和其他種類的意義空間產生雙向聯繫，發展互動關係。

2.意義空間的衝突、斷裂與交疊、融合

雖然在一個語言體系中，並非每一個成素全都具有獨立而完整的意義，有些項目上甚至沒有什麼明確的意義可言；(註4)可是，就一個語言的整體來看，它的功能來自它所開拓在的意義空間。大語言如此，小語言也是如此。

就內容而論，大語言的意義空間顯然比小語言的複雜而多樣。有些小語言的意義空間甚至在種種大語言裏，具有其不完整、不明確的通俗版本。事實上，許多小語言的產生往往是因為原來的語言中（可能是大語言），意義空間的拓展受阻，因此必須另起爐灶，重新開發。道德的（小）語言亦復如此。

從其大同處著眼，人的一切記號活動都是心靈活動的產物；一切的記號體系都是精神世界的構作。人類需要超越物相世界，超越感覺世界，進入觀念、概念、心意等理念世界，於是才有記號世界，在跨入意義空間。(註5)可是人類的記號世界一經起建，意義世界的發展就脫韁之馬，奔放難馴。我們知性的發展不再完全受制於感官的知覺，而進一步走向臆想、假設和理論化的境地。另一方面，對我們現在的討論更加重要的是，人類在情方面和在意方面也不再拘泥於野生的反應和自然的感覺。我們進一步就向生命的自許、人性的寄望和文明的要求。人類的理性、人類的感情以及人類的道德等等，全都在這樣的記號體系及意義空間裏滋生繁衍出來的。

當然，將記號世界裏，有體系內部的發展，也有體系和體系之間的抗爭；有體系自身的割斷分裂，也有體系和體系的兼併融合。因為記號世界裏的衍生和善變並非大自然運作的必然結果，因此它的進退演化也沒有一定不可改變的軌跡。是非必然，但卻執著；原可放棄，但卻矜持；這是人心的自由，也是人性的價值所在。(註6)

專從語言（記號體系）的觀點看，人類追求道德的動機也許複雜多端，但是追求的結果令道德的（小）語言成形發展。當然，從遠古開始，人類已經著手在不同的追求之下，從事不同種類的記號化，開拓不同的語言：感覺的語言、感情的語言、認知的語言、藝術的語言、文學的語言、宗教的語言、政治的語言等等。這些不一而足，種類紛繁的（小）語言，一方面各自有它記號化的語用功能，彼此分開發展；可是另一方面它們也可以分享合用同樣的記號體，製作各自的記號，活躍在各自的空間之中。比如認知的語言、感情的語言和道德的語言分別有其各自發展的語用功能和實效目的，可是它們卻都可以收納像「乾淨」、「污穢」等這類的語詞樣型（記號體），充當自己語言中的語彙，成為自己的記號，具備自己內部的（體系）意義。不僅如此，像人體（body）或人身（person）也可以在上述的各語言裡分別給人加以認知的記號化、感情的記號化和道德的記號化。即使像「食色性也」這類的事（事情和事件），也可以分別在不同的意義空間裡給人賦與認知上的意義、感情上的意義和道德上的意義，成為認知體系裏的記號、感情體系裏的記號和道德體系裏的記號。因為這緣故，因為不同的語言可以對相同的對象加以不同的記號化，於是各類（小）語言之間的種種互動關係上顯得更牽連和更加乏晰。比方，當兩種語言互相爭鬥之時，某一概念並非在一個語言中消失，才過渡到另一個語言之內；它可能只是在前者之中淡化或移位，而在後者裏加強或變質。

當道德的語言（小語言）受重視而長足發展起來之後，往往接著滲透到日常語言（大語言）中，豐富其內容，徵發其內容，甚至改造其內容，使日常語言的記號體系所經營的意義空間受到衝擊而產生應變。比如，豐富了道德概念，確定了道德意含，釐清了道德說辭，強化了道德論的形式和內容。如果發展得淋漓盡致，容易更進一步令該大語言添附極多的道德語彙，彌漫著「泛道德」的內涵。令使用該語言的人難以擺脫道德的意指和道德的計慮。比如，比較起英文來，中文（和日文）就具有極豐富的道德內涵，連說一句話或寫一封信常常都有道德考慮；即使要什麼字眼來表示「你」和「我」，經常都大費（道德）周章！英文在這方面就輕鬆得多。

除了道德的小語言之外，還有其他種種的小語言也像角逐爭奪，對大語言施加壓力，製造影響，產生效應。比如，傳統上那「為藝術而藝術」或是「文以載道」之間的爭論，表面上看來好似論理立意之爭。海事事實上卻隱藏著道德的小語言在大語言中對其他小語言（藝術的[小]語言或文學的[小]語言）的侵犯與對抗。這類現象層出不窮，而且在不同的層面上發生。比如，小至我們禁止兒童語帶「粗話」，大致前幾年日本文部省修改歷史教科書；縣之孔子修《春秋》的一字褒貶，近至中英為香港事務的談判之外的口舌之爭，在在都牽連關係到道德的小語言的問題。

語言一方面是人類行使動用的工具，另一方面卻反過來塑造人的理性和感性（包括感情）。語言當作工具時，正像許多工具一樣，可能比正常使用，也可能被異常使用；可能被善用，也可能被誤用。比起其他的（小）語言，道德的語言算是既鋒利又敏感的工具，若是使用不當，可能反令刀鋒挫鈍，運作失靈。尤其當道德語言和政治語言、宗教語言等結合起來，在大語言中普遍風行，強力進犯之時，很容易由於處理不慎，引起抗拒排斥或抵制反彈。比如，當我們的道德說辭陳義過高，當其（意義空間裏的）概念流於玄虛奧秘或空洞浮泛之時，尤其當這樣的道德語言有藉其他力量強加於人之際，往往反正這樣的道德語言拓展維艱，進退失據；尤其當情況嚴重時，只會令原來已在大語言的意義空間裏所建立的和諧關係緊張衝突，甚至破碎斷裂。有時，在大語言中產生抗拒泛道德的運動，或進行反道德的清洗，就是這類現象的表現。

所以，在人類開拓經營的意義空間裏，除了穩定的開發拓展，以及常見的生滅交替之外，（小）意義空間彼此之間的交接和融合（比如宗教的和藝術的意義空間的交疊，哲學的和道德的意義空間的融合），尤其是他們在大意義空間裏產生的彼此衝突以及相對和諧的（大）意義空間斷裂分離的現象，更值得我們注視和研討。二十世紀道德語言以及道德意義空間的遭遇，就是極端重要的成例。

我們在本世紀見証到一種重要的現象，非常簡單地說，那就是「事實」和「價值」的對立，或者「知識」和「道德」的衝突。發展下來，許多人都在擔心事實將會扼殺價值，知識就要將道德趕入死角。

使用我們現在採取的概念架構來說，將我們的大語言裏，知識的（小）語言或認知的（小）語言正在壓迫逼趕道德的（小）語言或價值的（小）語言，令後者收縮凋敝，退守難伸。也就是說，在人類的意義空間裏，道德的意義空間或價值的意義空間，正因知識或認知空間的長足進展和大力逼迫，而退卻，而萎縮。我們明顯地意識到二十世紀是科學蓬勃發展的時代，或許也深切感受到也是道德沒落的時代。科學的（小）語言正在頭角崢嶸，意氣揚發。它正在支使著大語言，改造我們的理性，再造我們的感性。

3.個人（小）語言的再出發：感情的（小）語言和藝術的（小）語言

號稱為語言的，不論是大語言或是小語言，一般都不是一種單一整齊的個體，而是一種複雜多面的結構。不管從語用、語意、語法、語彙或表現形式以及輔助措施等等的觀點看，語言都祇是一種並不絕對劃一但卻終久可以流行通用的設計。(註7)

從個人使用的角度看，語言並不是事先整套學習，然後才枝節使用。我們是在試圖活用中學習，並且在香港過程中試圖活用。因為這樣，每一個人，在每一個使用某一語言的階段，都祇是動用著該語言的部分的「個人」版本，而不是使用著該語言的整體的、超個人的「標準」版本。然而，這些大事不一、深淺各異、新舊有別的殊異繁多的個人版本之間，彼此卻可以互通兼容，同使共用，必要時彼此融合兼併，去異存同，以達到傳達交流的語用目的。這種意義下的「個人語言」（以及與它相應的意義空間）在我們求知、立德、表情、修身養性等等人生的各類作為之眾，全都充當我們使用語言的起點。(註8)我們有時也許可以不使用語言（比如，不思不察，不看不聽，不覺不夢之時），可是一旦使用語言，我們總是由自己的個人語言開始的。從解釋學的觀點看，使用我們現在的用語來說，對於表達在「公眾語言」中的事理，我們是不斷通過個人語言去理解的。也就是說，公眾的意義空間裏的事物通過個人已以空間的反應投射而不斷地成形、定型和轉型。這件事對大語言來說是如此，對種種的小語言來說也是一樣，只是程度不盡相同而已。

為了追求所謂的「客觀性」，為了追求所謂的「普遍性」，我們常常試圖抹殺個人語言的差異而尋求整齊劃一的公眾語言。(註9)這樣的做法雖然情有可原，但卻大大忽視了語言的人性功能，忽略了語言也潛移默化、塑造理性和成就感性的能力。這類功能通過個人語言才能深入進行，才能「內化」有效。

二十世紀是「認知主義」的時代，加上大半世紀的「行為主義」的興風作浪，我們現在喜談外顯可見的物相百態，但卻羞提內心隱藏的生命真實。我們試將原來根植內在深淺參差的感情和道德等等人性成果，轉化成為可以外在化、可以客觀化，甚至可以標準化的「社會建構」。於是，在人類大語言的意義空間裏，產生了重大的位移和質變。感情的（小）語言、道德的（小）語言等等，全都受到大力的「清算」和圍剿。在這方面，不僅一般人不明所以地照章辦事，就是專家學者也經常不知不覺甚或有知有覺地參與其事。所以現將我們談論起感情有時（常常？）好像不是在談論感情，而是談論感情的物理學、感性的化學、感情的生物學，或者感情的經濟學！談論起道德時，亦復如此。

現在讓我們簡單討論兩種（小）語言，以說明上文所說的現象。我們要談論的是感情的（小）和藝術的（小）語言。我們做此選擇，因為這兩種語言和道德的談論具有密切的關聯。作者甚至認為道德語言的開拓（尤其時至今日）不能離開感情的語言和藝術的語言而獨立發展，各自成事（當然，它也不能脫離理性的語言，單獨成就）。

人類在艱困苦難的時期，感情向內收聚，而深刻，而清純；可是卻在豐盛歡樂的時候，感情對外奔放，結果變得粗俗，變得淺薄。究其理由，主要因為感情是人性的成就，那是在人類意義空間裡開拓出來的心靈事物。意義空間裡的事物無法還原為意義之外的事物。換句話說，記號無法化簡為記號體或與它相類的事物而不損傷它的內涵。比如，感情的內涵無法利用軀體的情態來加以界定。這是因為意義的生成正是超離記號體而成就的，它是人類記號化的成果。可是，由於意義是不可眼見手摸的心靈事物，為了明示、加強或給證，我們反而倒過來訴諸記號體或其相類的事物。比如，情侶之間本來所關心的是愛情，可是為了明示，可能出以鮮艷的花朵或者無限情願的身體。不過，鮮花和身體都不是愛情本身，也不能用來界定愛情，衡量愛情。愛情的把握、提升和深化需要在心靈世界裡耕耘，需要在感情的語言的意義空間裡去拓展，不能只在物相層面或感覺領域去尋索追逐。

前面說過，各種小語言不斷在大語言中交互作用，爭長比短。這是一種動態的歷程，不只是一種靜態的結構。因此，為了人性的矜持，感情的語言必須在不同的時代，為了因應不同的情勢，而做出不同的調適、應變和開展。就以男女之情的「愛情的（小）語言」──感情的小語言當中的一個小語言為例，在男女授受不親的時代，兩情之作大部分的時間在內心世界裡醞釀，在意義空間裡演繹，因此前述的本末倒置的現象或許較不嚴重。可是當今的世界就很不同。現在，不但男女相處是常事，代表深情的記號體更因大眾化和商業化而粗淺化、表面化。於是愛情的語言的開拓發展就必須改弦更張，另闢途徑。

除了知識的（小）語言外，感情的（小）語言在當今的世界裡遇上另外一個大敵。那就是感覺的（小）語言。從理論的層次看，當今的世紀「認知主義」、科學主義」、「經驗主義」、「實證主義」、「行為主義」以及「現象主義」等等流行的結果，(註10)理所當然地出現了「感覺主義」。簡單地說，感覺主義的基本論旨是：世界的真實最後要化約為人類的感覺，知識的證立最後要訴諸人類感覺內容。

以感覺主義為中心思想發展出來的「感覺的（小）語言」，結合「科學的（小）語言」、「知識的（小）語言」等侵犯滲透到大語言之後，再與其他政治的、社會的和商業的意識形態所塑成的小語言聯手合作，造成我們意義空間裡的一些偏頗發展，進一步表現成當今世界的潮流風尚。當今，有許許多多的人不求感情而講感覺（在他們的意義空間裡，感情完全由感覺加以界定代換），也有許多人不談情愛但求性感（在他們的感情的語彙中，性感才具有鮮明的意義）。比如，現在有些人會這麼說：「什麼是愛？愛是一種感覺。」說這類話的人不一定是凡夫俗子、無知無識之輩，他們很可能是專家學者，是文學家、詩人、藝術家之流。我們不是也聽人理直氣壯地說「但求燦爛，不求永恆」？翻譯成感覺的（小）語言（而用大語言說出），這可能是說「但求感覺的燦爛，不求真實的永恆」；或者「但求感覺，不求真實」；或者「感覺就是真實」！

目前我們藝術的（小）語言也遭遇到類似的難題，處在相應的困境之中。

許許多多的人都相信（或曾經相信過）藝術是用來表達感情的。藝術品即使用來表現思想，也是間接迂迴地通過牽動感情為之。同樣地，也有許許多多的人（也許更多更多的人）認為（或曾經認為）藝術家的終極追求是美的追求。他們甚至將廣義的藝術等同為狹義的美術。這類的藝術信念在一般人的意義空間裡曾經建立重要的秩序，產生積極的效應。藝術的（小）語言透過自己內部的開拓耕耘（比如藝術作品的流傳和保存），為大語言提供一個異類的對比，暗示或顯露了一般（大）語言的欠缺和不足，藉此在人類所拓展創立的意義空間中，明示藝術的意義空間所意指的獨特、華美、高雅和悠遠等等的面相和意涵，令人類的意義空間多增一種成素，添加另外的導向。

可惜大語言的這類成素（以及人類意義空間裡的這類導向）現在正面臨空前的挑戰。

從學理的觀點看，也許因為認知主義的氾濫以及認知（小）語言的主導，本世紀的許多藝術家逐漸由「藝術表達感情」的方向走入「藝術陳述認知」的路線；加上政治上的參與需求、社會上的通俗化趨勢，以及商業上「消息主義」的興風作浪，令本世紀的藝術（小）語言走入認知取向、政治取向和通俗取向。可是讓我們試想，每一種（小）語言含有它的特質，因而具有它的限制。藝術的語言也是如此。如果我們不顧一切，將藝術語言用來表達認知，它能夠和認知語言一樣有效嗎？倘若在那方面無法和認知語言分庭抗禮，但卻仍要剛愎自用，一意孤行，結果藝術的語言會不會淪為第二流，甚至第三流的認知語言？或者進一步淪為認知語言的附庸，扮演起傀儡的角色？比如，繪出一支煙斗，並在圖下注明「這不是支煙斗」。這能表達甚麼深刻的認知詭局？比起表達在數學或邏輯的（小）語言裡的「羅素詭論」，「煙斗詭畫」表達出甚麼更加深刻的內容？邏輯系統的完全性要怎樣繪畫？哥德爾的算術系統的不可原全性要怎麼雕？該怎麼刻？人類的種種小語言不是應該各展所長，各盡所能，合力開闢人性的意義空間嗎？我們為甚麼要捨長取短，，顛倒錯置，破壞了創造建設的契機？

同樣地，我們也得小心反省，藝術是良好的政治鬥爭工具嗎？把藝術用來從事社會或政治鬥爭，結果會不會將藝術的語言變成政治語言的附庸？或者把它變成二三流權術的（小）語言？

現在我們漸漸聽到有人（尤其是藝術家）理所當然地說：「藝術家不一定追求美，藝術作品不一定要表現美。」這樣下去，換句話說，在藝術的（小）語言裡，「美」可能不再是一個基本的語彙；在藝術的意義空間中，「美」的概念或已流失剝落，或已模糊難認，不再具有積極重要的作用了。可是，我們不禁要問：「如果在藝術的（小）語言裡不談論美，那麼在哪一個小語言裡談論美？」倘若沒有小語言談論美，那麼大語言又怎麼樣？從此美不再是人類文明的重要品質？或者它不再接受『專業』的指導？（比如，我們不再談藝術之美，而改談『選美』之美、『美酒』之美、『美色』之美、『美食』之美？）」

值得我們留意的是，在當今的趨勢下，如果藝術的語言在開拓認知的功能上有礙，在經營藝術之美的意義空間上無著，那麼它會邁入甚麼發展上的局面呢？令人憂慮的是，像感情的語言所遭遇的困境似的，藝術的語言會否臣服於感覺的語言之下，把藝術的理想品質轉化為感覺的實效價值。果真如此，人類文明的意義空間裡又飄零凋落了甚麼樣的人性理想呢？

4.人生的記號化：個人意義空間的開拓和人生境界的尋求

比起其他的動物，人類文明的最大成就是在物理世界之外，建立了廣闊無邊的精神世界。(註11)其他的高等動物容或有牠們的精神世界，但其廣度和深度絕對無法和人類的相比擬。

精神世界的建立是記號化的結果，那是在意義空間裡成就的。在人類的精神世界中，除了不斷加速膨脹的知的領域之外，就是那開拓起來有喜有悲，發展過程時平順時崎嶇，產生成效或明確或暗晦的情的領域和意的領域，也完全是記號世界中的建樹，是意義空間裡的成果。

可是從記號學的觀點看，知的領域的拓展和情意領域的拓展，其間固然有相似的運作過程，但也有互異的開發方式。對於我們現在的論題來說，有件事值得我們注意，那就是記號世界裡「個人語言」和「公眾語言」之間的比對和關聯。大語言裡有此問題，小語言中亦言。

我們都知道，在知識的（小）語言裡，建立比較整齊劃一的「公眾版本」本身就是一項重大的成就。這使大家的認知可以交流互換，達致所謂的「客觀性」。當然從理解的確切把握角度來看，知識的語言也是通過「個人版本」而獲致的。可是從效用方面看，公眾語言決定了客觀的認知，至少決定了「標準的」認知。

可是在情意的領域裡，情況就大為不同了。因為在情意的領域裡，我們所追求的不是事實的真相，而是理想的可能；不是彼此齊一的客觀，而是有跡可遁的範例；不是不可否定的「實然」，而是可望建立的「願然」。於是，在情意的耕耘開墾之間，標準化並不是重要的考慮，客觀化更不是內在的要求。在情意的領域之中，我們注重優美、深刻和崇高，而不是計較齊一、普遍和一般；我們要培養的是美好的榜樣，而不是整齊的規則。用非常顯淺的話說，我們所要開發的是感情，而不是感情的知識（當然更不是有情的感覺）；所要拓展的是意志和意願，而不是意志和意願的知識（當然更不是意氣風發時的感覺）。

從這樣的角度去看，我們就很容易明白在情意領域裡，個人語言和公眾語言之間所呈現的不同的對應關係。我們雖然依舊通過公眾的語言對話和交流，可是最重要的是，我們是在個人語言之中涵情，在個人語言之中許願和立志。

我們時常談論人生的意義或者生命的自許等等。稍微不小心，就很容易將這類問題當成像是知識問題那樣，歸之於客觀認識的領域項目。因此可以像我們處理知識問題那樣，使用類似的主張和方法，採取類似的策略和步驟，期待類似的成效和結果。比方，我們也許認為可以在頗為齊一普遍的公眾語言體系裡，建立大家可以公認的情意的意義空間。可是這樣的假定卻忽略了一個根本的區分：我們所尋求的不是認識世界的真實，我們要努力的是開發人性的可能。

從這個觀點看，傳統哲學裡所揭示的事實與價值的對立，變得不是那麼死板和尖銳；同樣地，後設倫理學中所興歎的「實然」和「應然」之間的鴻溝，也不再顯得那麼渺茫而又無望，因為我們正是要「無中生有」，創造「可能的」事實；我們偏偏要「弄假成真」，開發並不自然的「願然」，使它成為堂堂正正的「應然」。所以，論及理想和現實之間的事，「衣食足然後知榮辱」固然可以是種普通（普遍？）的現象（真實？）。可是「讀聖賢書所學何事」不也同樣是千真萬確的榜樣（楷模？）！更何況，溫飽之後，不必然就自動知榮辱，如果在我們的（情意的）意義空間裡，榮辱並非一回事，或者並非那麼一回事；同樣地，讀聖賢書何嘗不可莫名所以或不知所云，倘若公眾的意義空間（或他人的意義空間）裡的事物，在自己（個人）的意義空間裡，並沒有同等的地位或類似的安排。

在知識的領域裡，努力在公眾的記號系統裡開拓往往就足以成事。因為少數優秀分子的努力就足以為一般人（包括無知無識的人）帶來應用上的成效。所以我們只要將那些有創造力的知識分子的個人語言（加以集體化）充當大家合用共有的公眾語言。從這個觀點看，人類知識的成就高度，在實際運作上，可以由那些優秀的少數人的成就來加以界定或衡量（比如，我們說人類已經解開原子內部結構的奧秘，說人類早已登陸月球）。可是，在情意方面我們就完全無法有效地以少數人的深刻感情和崇高意志做為人類全體的情意成就的判準或尺度。所以，在情意的領域裡，我們無法只是專注公眾語言的開發，而淡化個人語言的經營。正相反地，我們需要特別著力於個人語言的經營，這樣才能促進公眾語言的開發。

就人類而言，就文明的人性而論，每一個人生都是一個榜樣──好榜樣、壞榜樣，或是可有可無、不關緊要的榜樣。一個一個的人生不是自然的人性規律的小小個例，個別的人生是文明的人性品質的佐證。要成就一個一個的人性佐證，關鍵要點就在於人生的記號化：經營個人的記號體系，特別是情意上的意義空間，開拓人生生命的境界，並且寄望進一步提升人性的品質。

在這樣的關鍵上，除了理性的（小）語言之外，感情的語言和藝術的語言更加扮演著不可或缺、舉足輕重的腳色。

5.道德教育的形式與內容──多元主義的挑戰

教育和說教具有性質上和運作上的根本區別。籠統地說，教育在於涵養培植，令人發展，導人成就。說教則較為單純，它旨在傳達信念，鼓吹信仰或改造思想。用比較現代的話說，教育旨在建立與改良人生的「軟件」（軟體），而說教則集中在進行種種訊息的「輸入」。如果我們再進一步，應用現在我們正在使用的記號學的語言，那麼我們可以說：「教育的目的在於開拓一個一個人的記號體系，令他們能夠在生命的歷程裡，不斷發展自己的意義空間，甚至參與發展他人的（個人）意義空間，以及公眾的意義空間，以便在人類的記號體系中（包括自己的個人體系裡），安排自己的生命，安排自己與他人的關係；甚至進一步增進文明，參與人性的演化。」可是說教的目的就比較單純，它安排他人的記號處理和意義接納，導人走向某種記號網絡或意義局面之中。

儘管如此，有時為了成效，我們將教育和說教兩者湊在一起，雙管齊下。有時由於對象的關係（比方對象不夠成熟），我們採用說教作為教育的手段。在極端的情況下，甚至以說教代替教育，企圖達致教育的目的。

方法的有效與否不只取決於施用的對象，也常常因時因地而變異。當今之世，知識發達，尤其是認知主義流行的地方，提倡道德，或推行道德教育，已經不可直接訴諸說教的方式了。這種方式之無效不只在於自己無法檢驗自己說法的真假對錯，更重要的是它沒有提出一個大家可以溝通交流的空間。

當今的道德教育面臨兩個主要的挑戰：一是上述的「認知主義」，二是同樣惑人惱人，也同樣風尚流行的「多元主義」。

上文已經談過認知主義，現在我們只需要注意這股風潮對道德教育的衝擊。認知主義的泛濫引起人們一種錯覺，以為只有知識才是人生唯一可以信賴的東西。於是一切值得追求的東西都被人（尤其被專家學者）加以「知識化」，交付知識方式的處理。在道德的研究上也是如此。因此，我們現在普遍看到的不是「倫理學」，而是「後設倫理學」（metaethics）；不是道德哲學，而是道德心理學、道德社會學和道德人類學等等。在我們的道德語言（道德記號學）裡，知識的概念逼趕著倫理概念；在我們的意義空間裡，認知的意涵壓迫著道德的意涵。

知識的力量已不待舉證，在提倡道德或推行道德教育時，它也一樣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和不可或缺的貢獻。這是一個科學昌明、知識爆炸的時代，我們絕對無法倡議反知或滅智的道德（比如，不可提倡「無知便是德」或「無才便是德」。我們反對的不是知識，而是認知主義（或「知識至上論」）。我們要說的是：知識並非萬能，它不能領導一切，更無法取代一切（比如，它不能領導道德，更無法取代道德）──如果我們心存人類文明、關懷文化人性的話。

反對認知主義之餘，對於「多元主義」我們理應開懷擁抱，涵容對待。至少，這樣才不致令我們掉落自相矛盾的困境。

籠統地說，多元主義的精義不在於主張凡事必須有多於一個答案。它的首要精神是，在不是真假分明、不是對錯確定的情況下，容許多於一個主張，多於一個假設，多於一種信念或多於一種作法相比並行，同時運作。(註12)在知識的領域裡（包括數學和邏輯）容有多元主義；在藝術的領域、在感情的領域、在道德的領域，也容有（或是更容有）多元主義。

排斥了認知主義，懷抱著多元主義，接著讓我們思索一下，怎樣在我們的記號體系（語言）中經營道德的記號體系（小語言），方便促進道德教育的推行。

從形式上說，為了經營道德的意義空間，首先我們不宜將道德的（小）語言孤立起來，單獨發展。相反地，我們在開拓道德語言的同時（而非之後），必須計較、參照甚至加入一起發展其他的（小）語言，不能只是在大語言的你爭我奪和比賽較量之間，才開始正視其他的語言。其中有幾種語言，在當今的世紀以及在下一世紀裡，將直接間接地和道德語言的開展緊密相關：第一，知識的語言；第二，感情的語言；第三，藝術的語言。

第一，道德的事雖然無需知識的查證，而且知識也無從用來查證道德（所以傳統那「實然」與「應然」之辯，有一大部分心機白費），可是人類的情懷之開和意志之立，也不能完全脫離人類經驗而期待收到比較普及的效果。知識正是人類經驗的（至少是暫時的）理論和結語，和知識相駁的情意取向，即使不是逆水行舟，也常常事倍功半。人類固然可以涵情立志於「天上」，但他卻依舊雙足踩踏於塵世之間。何況我們論述道德教育時，必須著眼於「全民教育」之需，而非「天才班」或「聖人班」的個別要求。

從這個角度看，認識知識的語言有助於開發道德的語言，釐清知識的語言可以增進道德語言的拓展。在認知主義風行之下，有時人們產生這樣的錯誤心態：只有確切不移的才值得採信，（科學）知識確切不移，所以（科學）知識值得採信；相反地，道德（價值）不是確切不移，因此道德（價值）不值得採信。姑且不論這樣的推理是否合乎邏輯（事實上，那並不是一個對確的論證），我們仍然可以質問裡頭所含的前提是否正確無誤。我們可以對第一前提大加辯論，甚至全盤否定，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當今連第二前提都大有可疑，亟待澄清。不論從理論的建立、系統的完整或實用的準確性看，（科學）知識都不像許多人想像的那麼確切不移。倘若我們再從解釋學的觀點看，將（科學）知識理論當作文化建構去考量，那麼其確切不移的品質也就更加難以成立。二十世紀在邏輯系統論（尤其後設論）、在數學基礎論、在知識論，以及在科學的哲學上的成就，令人類掃除了許多知性上的迷霧，矯正了不少對科學的錯覺。當知識的領域都可以容納多元主義的時代，我們為甚麼因為道德的建構無法通過「絕對主義」（或「一元絕對論」）的檢驗而灰心喪氣、束手無策呢？簡單地說，經過二十世紀的努力，人類正面對重新建構道德語言的大好機會。只是我們不應閉門造車，孤立自創。人類知性的成熟正可以增益其德性的建立，正確而深刻的知識教育有助於成熟而合理的道德教育。

第二，雖然道德無需知識的給證，可是它卻依賴感情才能起飛。人類由於有情而生德，不是為德而造情。所以，感情是道德的原動力。不但如此，感情有時也是道德的目的。

從這個角度看，道德教育必須奠基於感情教育。沒有深刻堅實的感情教育，一切苦口婆心的道德教育最終必然全都落空。我們可以說，成功的感情教育是成功的道德教育的必要條件。

可是談論起感情，尤其論及感情教育，我們必須注意一些概念上的分際，避免思想混淆。下列兩件事特別值得我們在此提出。首先我們不可輕視上文所說那感情和感覺的區分，尤其注意避免誤蹈「感覺主義」的陷阱，不管是否起因肇源於「認知主義」。儘管所有的感情都隨伴著某種感覺，然而那些感覺的總和卻無從用來界定感情，更無法用來取代感情。當今這個時代，尤其是「行為主義」仍未銷聲匿跡，許多人依然只由外表窺看內在，甚至全將外顯現象當成真實內涵的時代，(註13)我們需要謹慎耕耘感情的語言，認真開拓它的意義空間，把「人是有情的動物」這個肯定註解證清，並且提升到另一個更高的境界。

在我們開發感情的記號體系時，很容易遭遇到另外一個根深蒂固的混淆。我們常見許多人將感情和理智對立，並且進一步假定兩者經常互相排斥，彼此衝突。事實上，我們所要擔心的是感覺而不是感情，我們亟待馴服駕馭的也是感覺而不是感情。在知性方面，我們必須運用理智，洞察感覺，區別真知與錯覺。另外在感性方面，我們也需要訴諸理智，透視感覺，劃分感情和激動。但是，那是針對感覺，而不是針對感情。理智不是用來監視感情，感情也不是用來軟化理智。事實上，人之所以成為萬物之靈，最重要的是人類的感情含有理智的邏輯，而且人類的理智表現著感情的矜持。這些當然不是自然演化所賜與的成果，而是（文化）人性辛苦開拓出來的成就。在這個關鍵上，感情語言的經營，尤其是它和知性語言的交融匯合，將是維持人性成就以及進一步提高人性成就的保證。這就是為甚麼感情教育是道德教育的基礎。因為道德關心的是人性的成全，可是在最重要的意義下，感情界定了人性，指出「人性工程」努力開發的方向。

第三，儘管二十世紀的藝術語言迷失在「認知主義」的濃霧之中，可能進一步跌進「感覺主義」的深淵裡，可是感情記號體系的開發將不可避免地重新喚起感情的「藝術表現」或「藝術建構」的要求，而不滿足於藝術的「感覺發洩」或「感覺誘發」的功能。畢竟，感情的發展不只志在尋求強烈和深刻，它也注目優美和平衡。感情自有理性的邏輯，但卻尋求藝術的安排。如此下來，感情的開拓才能更加高遠和更加超脫。從這個觀點看，感情教育必須和藝術教育結合；但因道德教育必須和感情教育結合，所以道德教育必須和藝術教育結合。這就是為甚麼在開發道德語言的同時，我們不可忽視藝術語言的現狀和進展。

簡要地說，從形式上看來，道德教育必須著力於人生的道德上的記號化，開拓經營文化人性的道德意義空間。可是在這類努力的過程中，我們必須兼顧人類的認知的語言，尤其需要與人類的感情的語言和藝術的語言結合，使我們的道德教育提升到另一個高度之上。

這樣一來，在我們的整體教育中，知性的教育是道德教育，感情的教育是道德教育，藝術的教育是道德教育。因此，在我們檢討道德教育的同時，我們也要反過來問：我們怎樣進行知性教育？我們怎樣進行感情教育？我們怎樣進行藝術教育？

以上是從道德教育的形式條件立言。當然只是探討形式條件，並不自動勾勒出它的實質內容。讓我們接著探索道德教育的內涵──從記號學的觀點看，作為本文的結束。

道德所關心的是（文化）人性的成全。可是人性不是自然演化的必然結局。它的開拓發展主要起於人類在情意上可以逆轉的決定。人性的成全操在人類自己的手中。人性的過去是人類過去努力的成果，人性的未來也將是人類未來辛苦的結晶。

從實質內容方面來說，既然道德的建設從感情的培養開始，可是我們要培養甚麼感情呢？不同的感情全都可加以引發孕育，然而培養出不同的感情不是終久可能結晶成不同的道德嗎？

是的，感情的生成沒有必然的取向。但這並不表示，不管我們培育出甚麼感情，我們的生命情狀和人生面貌終久都是一樣。正相反地，感情不是可有可無的人生添加劑，它是文化人性的指標（所以我們說「人是有[感]）情的動物」）。如果我們不是如此發揮感情，人類或許成不了萬物之靈；倘若今後我們不是繼續如此發展，人類可能走向衰退敗亡之路。所以，儘管感情之事並非事屬必然，但是它卻並非隨意盲目。對於人類的前途和人生的開拓來說，在感情開發的道路上，不僅有平凡庸碌的被動之眾，同時也有智慧超俗的領導之士。感情也像其他的人間事物，必須加以發掘，必須加以發明，必須加以提倡，必須加以鼓勵。當然，這一切都不是理所當然、天經地義的事。感情的成就也像知性的成就一樣，並非勢在必有，但是卻令人得之欣喜。那是人性發展上的喜悅。

在這裡，我們應該避免一種錯覺。我們不是純粹以實際效用或工具價值來評論感情的開發。舉個例子來說，我們一般所提倡的愛心，在生理和心理上跟一般動物（包括人類）的母性具有起源上的密切關聯。可是，我們提倡愛心並非只是志在維護母性，或者進一步利用母性。遠古的人類也許如此，不文不明的社會也許如此，然而我們已經進化了，我們已經超越了。設想：如果有一天，人類普遍不採用人體孕育幼嬰，那時母性若不是如此重要，我們還提不提倡愛心呢？

當然，這也不表示人類的感情必完全脫離塵土，必須「不食人間煙火」，才算深刻，才算崇高，才算文明。我們只是說：感情也許有它的生理根源，但卻不能只訴諸功能和作用去開拓它的內涵，釐訂它的意義。

就以我們認為需要提倡的愛心來說。從遠古的人類開始，它就以比較簡單直接的方式和個人自己生命的需要以及群族繁衍的期待關聯在一起。那是和其他動物的行為表現一脈相承、演化連續的。可是難道只效母鳥哺餵幼雛就算是情，比照公雞母雞之間的事就算是愛──倘若沒有安放在感情的記號體系裡去安排，倘若沒有收納在感情的意義空間裡去開展？(註14)

我們已經說過，感覺並不就是感情，外顯的行為也不能用來界定感情。感情是記號化的結果。它是我們心中的意義，是我們記號體系的意義空間裡的項目。

可是感情意義的疏解和演繹首先需在個人（感情）語言的意義空間裡進行。這是我們時下遭遇到的大難題。

在我們忙碌的社會裡，小家庭不再能夠充分扮演感情教育的角色。我們的幼童不容易在他們歡樂的時代裡建立自己比較鮮明的個人（感情）語言。可是學校的集體教育，以及其他大眾傳媒的輸出，又以不盡親切但卻難以抵擋抗拒的公眾語言為能事。結果在現代人的感情語言裡，產生不少顛倒是非和本末錯置的現象。我們從破碎支離的個人語言，急切而無選擇地擁抱起無根無據、不知所以的公眾語言。有時我們迷失其間，而不確知怎樣做出感情的安排和演繹。比方，我們現在有許多人在尚未理解親情之前，早已投身男女之「愛」；或者在還沒有機會細細在內心醞釀感情的時刻，卻一味縱身於無限「情」願的身體感覺。感覺的確是真的，感情卻可能是假的；情好似出乎自己，愛到頭來卻飄忽無蹤。我們的感情的語言沒有暢順的開展，我們的道德意義空間也失去了最實質、最有力的支柱。所以，怎樣幫助他人建立一個能夠充分疏解感情、可以超俗演繹愛心的個人語言，這是當今道德教育家的一大急務。世上的萬有萬無都可以記號化：我們周遭的事物可以記號化，我們自己的身體可以記號化，我們的精神事物可以記號化。愛的事可以記號化，情的事可以記號化，性的事可以記號化。問題是怎樣由個人自己的記號行為開始，貼緊自己的情意經驗，建立自己情意的語言，開拓自己的情意（的意義）空間。知識的養成可以集體辦理，情意的建立需要個別從事。我們身處在一個母親的角色淡出、母愛不一定是愛心經驗的起點的時代，我們面對一個公眾的感覺語言高漲、個人的感情語言萎縮的局面。如何令人言之有物並且言之成理地開拓人生情意的境界，這是下一世紀的愛的教育的主要課題，這是今後道德教育的主要內容。

1993年11月19日

(註1)我們在此只談論人類記號學，不涉及動物記號學、植物記號學等。

(註2)物理或生理訊息也常常及轉化成為記號訊息加以處理。

(註3)第一，作者在此採取「人性演化論」的假設主張。事實上，記號人性論假定著人性演化論。第二，關於大語言和小語言的關係，以及小語言與人類文明的關係，參見作者的《人性‧記號與文明》，東大圖書公司，台北，1992年。

(註4)沒有意義的語言元素不一定沒有確切的用法，有時甚至具有重要的用法。

(註5)記號活動之初起常常離不開物相和感覺，但是記號化一經開始，人類卻可以跨越地由記號生記號。所以，萬有「萬無」皆可為記憶體，生成記號，繁衍意義。

(註6)基於此，作者主張「記號人性論」。作者將人類的文明成就(包括人性成就和道德成就)看成人類有情有意、有取有捨的記號化的結果。依此，像孟子所謂的「四端」是記號活動的(部分)結果，而不是它的起因。

(註7)只有極少極少數的例外。比如本世紀在「邏輯形構主義」(logisticism) 鼓吹影響下所改造重建出來的邏輯(小)語言就是一種整齊劃一的語言。

(註8)這裡所指的個人語言 (personal 或personalized language)並非哲學維根斯坦駁斥的「私有語言」(private language)。

(註9)甚麼是客觀性和普遍性？有無這類東西存在？它們分別和主觀性和個殊性之間是種類之別或程度之異？像這類的問題與語言的「本質」問題密切關聯。因為篇幅所限，無法在此討論。

(註10)這些主義各有其哲理根據或產生因由。它們並非各自獨立，而是互相牽連。

(註11)人類文明的另一偉大成就是改造了物理世界。比如，為了理論的興趣或實用的目的，製作了許多新事物，創造了許多新品種。

(註12)當然多元主義含藏著一個深層的假設主張：並非所有的問題最終都有一個正確的答案；或者更強的假設主張：一切問題都沒有絕對的 (正確)答案 (包括真假問題、對錯問題和美醜問題等等)，因為一切的答案都在某一個特定的系統中演繹而出，但我們卻永遠可以(假設主張)跨越系統，另闢途徑。

(註13)我們都知道含意不同的兩個語詞可以指謂同一事物，但卻常常忽略這樣的事實：同樣的外顯現象，內裡可能蘊藏著相異的真實內涵。

(註14)我們無意在此否定各種動物也有本身的記號行為，因此可以演繹出牠們意義的感情，但那不是人性意義的感情。

新世紀的道德教育 ──從記號學的觀點看道德教育的形式與內容

新世紀的道德教育
──從記號學的觀點看道德教育的形式與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