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教育與大學生

當我們把「大學生的責任」，當做一個問題來討論，因而發問「他們應盡的責任是甚麼？」這時事實上，我們所面臨的是一個複雜而又多面性的問題，並不是一個單純確定的題目。比如，我們可以把大學生的責任問題，至少區別為兩個雖然互相關聯，但卻不雷同的問題；經此區分，它們各自具有比較確切的意義；因此要討論起來，也比較知道如何著手。不像只是漫談，只是泛論那樣的不著邊際。

第一個問題可以明白寫成「在學四年的大學學生的任務是甚麼？」(當然這時年數到底是四年，是三年，或是六年，那是無關緊要的)。簡稱「在校大學生的任務是甚麼？」

如果我們談論大學生的責任，而心目中所存有的問題是上述這一個；那麼顯然我們只以那些現階段在大學就學的學生為對象。於是，我們所要發問的問題，也許是類似：我們應該如何善用這四年的光陰？我們應該專心學術的研討，或者兼顧課外活動？我們應該埋首書本，或是盡情戀愛？我們應該只管增進知識，或者也要注重品德的培養？我們應該不加考慮地遵守學校規定，不必思索地信從教師們的指導；或是應該檢討學校教育政策，批判先生教學作為？我們應該積極地參加學生運動？或者那只是一種浪費時間，消秏精力的舉動？怎樣才算是一個堂堂正正的大學生？怎樣的言行才算是合乎大學生的道德標準？大學生的社會功能是甚麼？他們的時代使命怎樣？

像這樣的問題，以及其他許許多多與之密切相關的問題，都可以關聯到目前在學的大學學生的任務問題之上。如果有人對於大學生的責任問題，直截了當的回答說：「大學生的責任，就是努力向學，好好讀書」。顯然在他心目中，大學生的責任問題，就是這裏所說的第一個問題。它是針對現階段正在大學裏就學的學生而發的。

我們所要列舉的第二個問題，它所含蓋的範圍，就遠較廣大。我們可以將這個問題寫成「受過大學教育的知識份子，他們的任務是甚麼？」所謂受過大學教育的知識份子，當然是指那些當過大學生，或者當完了大學生的人。讓我們把這樣的人暫且稱為「知識份子」或者「高層知識份子」(避免使用「高等」或「高級」這類已經帶有情緒意含的字眼)。那麼，此一第二問題就可以改寫為：「(高層)知識份子的任務是甚麼？」

如果有人對「甚麼是大學生的責任」，不加遲疑地回答說：「他們的責任在於改造社會，在於建設國家」。那麼他所懷有的問題，顯然是我們所提的第二個問題。我們總不至於說，大學四年的使命是在改造社會與建設國家，這樣艱巨的工作。假定我們談及大學生的責任時，意指的是(高層)知識份子的責任問題；那麼，當我們面對在校的大學生，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顯然是希望他們把大學的四年，當做是個磨鍊實習的階段，以便將來成為一個堂堂正正的知識份子。

當然我們很容易看得出，上述的兩個問題是息息相關的，因為大學四年的修養與學習，正是將來擔負艱巨使命的準備；也可以說，大學生就是將來成為高層知識份子的初階。也許就是由於這樣的緊密相關，每當我們討論大學生的責任問題時，我們常常忽略了把我們所要談論的，到底是前述的那一問題，標定清楚。

對於我們來說，也許第一個問題比第二個問題，更真實，更迫切，更重要；因此討論起來，更有意義。因為我們正投身在大學四年的過程當中，急切地希望瞭解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肯定自己應該挑負的責任。可是當我們要設法解答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將不可避免地碰到許多更基本的問題。大學四年並不是可以從我們的人生之中，完全割離的一段時光。在校的大學生的使命，也因而不能完全獨立於他們將來的理想、目標和任務，去加以考察和加以觀照。簡單地說，不瞭解高層知識份子的使命，不足以談論在校大學生的責任；要瞭解在校大學生的使命，唯有預先討論高層知識份子的責任。

由於這種本末先後的緣故，雖然也許上述的第一個問題，才是對我們而言較親切，較實際的問題；可是我們也只好暫時將它擱置一旁，等待將來有機會時再加以詳細的討論。

大學教育的目的

現在我們所要討論的是高層知識份子的責任問題。由於我們可以把大學看做是孕育這些知識份子的溫床；四年的大學教育當做是人們投身高層知識份子的準備階段和起點。因此，讓我們先從大學教育的目的說起。

談到大學教育的目的，首先我們想到的，也許就是從事高深的學術研究。高深的學術一直是與大學關聯在一起的。可是我們要注意的是，它並不只意味着所謂象牙塔式的鑽研。尤其是在今日這個科技高度發達的時代，我們已經不再能夠只訴諸常識和直覺，去解決所有的社會問題或人類問題。我們需要每一部門的專家，分工合作，共同解決我們所面臨的複雜問題。比如通貨膨脹，錢幣發生問題，我們需要經濟學家；作物收成不好，品質退化，我們需要農業專家。訴諸專門人士的道理，自古已然；可是處在目前這種高度組織，高度科技，人與人的關係愈來愈接近，因此彼此之間的相互影響愈來愈深遠，愈來愈直接的時候，我們已經不能只訴諸一己的嗜好與直覺；我們需要信從知識，以及做為我們的行為根據和決策基礎。因此，高深的學術研究，在當今的世界裏，具有很實際而且很急迫的功用。

談及高階知識，有一點我們應該注意。所謂純粹學術與應用科技是息息相關的。這是因為我們並沒有一定的標準，可以用來區分理論問題與實際問題之故。這一分界常常是要依據我們的目的、需要和事情事物的發展程度而定。五十年前，設想在太空裏修理太空艙，顯然只有理論上的興趣；而今它卻變成一個很現實的實際問題了。(當然它還不是一個大眾化的問題)。

因此，所謂「象牙塔式的鑽研」，其所意指(甚至其所詬病)的，主要還是在於那種隔離的態度和超脫的心境；而不是在於其鑽研的內容和研究所得的成果。象牙塔裏研究出來的成果，不一定不能用來服務大眾，造益人群。

我們要強調的大學教育第二個目的，是優美情操的培養。自古以來─尤其是在西方的傳統，以及其影響之下──人們常常強調「人是理性的動物」。人之異於其他動物，而堪稱為「萬物之靈」者，似乎也正是因為他在理性方面的發達。人類發展理性，建立知識，產生文明，征服自然，使他能夠傲視萬物，成了世界的主宰。可是人類的文化不是只靠冷冰冰的理性建立起來的；人類的文明也不是單憑純粹的理智就足以開展下去，繼續發揚光大的。只有理性，並不足以保證我們一個美好的人生，單靠知識，並不能為人類創造出一個更光明的遠景。人生的可貴也在於(甚至更在於)「人是有情的動物」。我們對家人親愛，對朋友和善；關懷同胞，甚至同情其他陌生的人類。這種感情是我們關心社會利益的益的基礎，也是我們關懷人類前途的動因。

只憑理性是不足以產生我們的感情生活的。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來說。我們為甚麼要孝敬父母？是因為他們把我們生到這個世界的緣故嗎？可是我們並沒有自動申請要來的呀。那麼是不是因為他們供給我們衣食，所以我們要加以報償呢？可是我們並沒有同意借貸啊。任憑我們怎樣去設想，只靠我們的理智，是不足以回答這類問題的。事實上，孝敬父母對我們來說，是最自然不過的事。長年的一起生活，父母對我們的關切，慈愛，照料和犧牲，養成我們對他們深厚的親情；因為我們自己也是個「有情的動物」的緣故。這是我們孝敬父母的感情上的原因；但它並不是理智上的基礎。

再舉一個進一步的例子。我們為甚麼要反對使用核子武器？是因為那會導致世界的毀滅與人類的滅亡嗎？假定有人挑戰說：世界毀滅與人類滅亡有甚麼不好呢？那時我們應該怎樣作答？假定我們對別人求生的欲望，絲毫沒有同情；假定我們對於人類將來的前途，一點都不關心；也就是說，假定我們對同類全無感情；那麼，誰能說得出不要摧毀世界，不能滅亡人類的純粹理性上的根據？

我們在上面曾經指出，單單強調「人是理性的動物」是不夠的。當然這並不表示，只強調「人是有情的動物」就足夠了。人生的美好在於理性與感情的交互發展和平衡表露。當理性的太陽下山之後，我們要有感情的月光。理性需要倚靠感情的推動，而感情必須抑賴理性，指導它的方向。

因此大學教育的目的，不應只是為了培養具備高度理性的知識份子；它也在於孕育懷有高度感情和優美情操的的人。

第三個目的是，培養引導社會的道德力量。這裏所謂的「道德」是廣義的，不僅指謂著個人日常生活裏的操守；它是廣指一切指導行為的精神力量。

由於我們過分相信理性的功能，過分相信科學的用處，我們常常誤以為社會的秩序，可以建立在嚴格的「契約」和細密的法律之上。因而我們可以訴諸理性和科學，來規劃社會的建構，指導人類行為的方向。可是，這樣的想法未免對於法律或科學這類的事物，寄望過重，超乎它們所能負荷的程度。比方，以法律來說，它本身並不是無時不在的慧眼，也不是無所不知的神靈；它若推行得好，也許可以有效地防止某些不應發生的行為，可是它卻不足以積極地指導我們，帶動社會，朝著理想的方向前進。追求理想是一種自動自發的作為，那要靠我們的體認、關切與熱心。往往在法律長眠之際，正是道德初醒的時刻。我們的「良心」，絕不是法律條文培育出來的。

第四個很重要的目的，在於建立反省(反思，反想，反照)的能力，培養反省的習慣。

知識份子既然是指導社會的動力，他們就不應該只是一群但知依循以往的習慣，只會遵從過去做法的人。如果我們不能脫離歷史的不羈絆，我們就無法描繪理想的藍圖。我們要指出將來的道路，往往就不能一成不變地陷落在舊有的窠穴之中。有時我們必須勇敢地站起來批評，站起來反抗。我們明知這不是一個合理的世界，可是我們卻常常不自覺地以為歷史自動地朝著理性的方向運動。其實，人類的理性與社會的合理化，絕不是從天自動掉下來的。那是人類長期奮鬥反抗爭取到的一點結果。

在道德勇氣以及情調情操的培養上理該如此，在學問的建立上也應該如此。我們往往看到一群學生，只知道(而且只有能力)陶醉在他們的老師的光耀之下，而不能擺脫師長們的光影，去做自由的思想，去做獨立的思考。這是教育的失敗，更是社會的損失。一個為人師者，一生當中最大的悲哀，莫過於沒有教導出一個比他優秀，比他智慧，比他富於熱情，和比他更有理想的學生。大學教育若不能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鼓勵他們獨立思考的精神，養成他們獨立思考的習慣；那麼，那樣的大學所培養出來的，不是活潑生動，聰明智慧的知識份子；它所製造出來的，只是一群腦子裏充滿着概念、記號、公式與條文的人。這樣的人是什麼樣的人我不知道，但他們絕不會是足以指導社會，標定理想的人。

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二日